從韓國電影《王者製造》對比台灣《國際橋牌社》解讀轉型正義的困境

「在我小的時候養過雞，每天都有產蛋，突然有一段時間都生不出蛋了，有一天我決定凌晨守候，終於讓我抓到是鄰居偷了蛋，告發到村長之後，才發現鄰居是村長的親戚，結果不但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村裡所有人還認為是我誣賴別人，這委屈讓我徹夜難眠。」 「你會怎麼面對這樣的事？」 這部電影乍看之下是一部政治英雄的造就故事，像是2010年的英國電影《王者之聲》，不過電影雖以金大中總統為主軸，背後實質呈獻的是人性與選擇的自問。在一開始即拋出了問題為電影做了前言，接著在故事的開頭與結束分別提供了兩個選項： 「於是在有一天我把所有的雞都在腳上繫上了紅線，並且趁著半夜把其中一隻母雞抱到鄰居的雞舍裡，直到一早，我召集所有的村民到鄰居家，這下子，他不只偷了蛋、還偷了雞，村長也救不了他了。」 「在隔天，我抱著一盒雞蛋到鄰居家，跟他說很不好意思冤枉了他。回到家後，我心想假如他是有良知的人應該要有所省思，內心受到譴責。」 電影在初期提供了正反兩方論述的心理拉鋸，並且如同「好人與壞人」這種簡單二分法，使電影有更多通俗性與娛樂性。也拋出選擇題「你想成為單純的理想主義軟柿子或者為了打敗共產黨而用各種方法得到目的的人。」 但是，隨電影劇情的推進，是非之間越顯模糊。無論「目的」為何，是非或者好壞是相對的，每個人的心中有一把尺，有普世價值帶來的影響、有綜觀歷史借鏡所影響的民族情緒、個人因素等等，或者藉由韓國政治歷史上的演進來看這部電影時所擁有的先入為主。而實現目的的「方法」更有無數種，這樣的搭配下來，更難說出標準答案是什麼了，況且以人性與政治的社會科學來說，絕對的二分法是難以存在的。 就連現在被多數人認為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體制，在起初可是充滿了缺陷，是男性才擁有的特權。並且缺乏了共產主義的社會安全網概念，包含福利、醫療與健保等制度，在自由民主的範圍逐漸擴大與歷練之後，才把共產黨的那一套應用了進來，當社會結構穩固、有保障之後，才算談起真正的自由。 這部電影讓我想到同樣以近代歷史為基礎的台灣影集《國際橋牌社》，相較於韓國對於政治議題的碰觸，台灣的創作者顯然更小心翼翼。 我分析以下原因： 台灣在2002年才成立檔案管理局，台灣近代史與國民黨威權時期的台灣歷史才慢慢的浮出，但是事情的發展十分不易，機關檔案解密轉為國家檔案的過程中研究人員不足、學者不足、量能不足。並且有特務機關製作假資料混雜的情形，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解密。 根據「國家檔案徵集計劃（105-108年）」四年預計移轉8公里資料，而『根據統計，目前各機關留存的「機關檔案」中，光是屬於「永久保存」且在民國80年以前的檔案，就有約100公里，按照檔案局的「移轉能量」，要花半個世紀才能將這些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機關檔案」全數移轉為「國家檔案」。速度之緩慢無庸贅言。此外，檔案局也會面臨到典藏空間不足的問題，目前位於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的檔案局，雖然是幾年前才剛落成啟用，但典藏能量只有30公里，若要將前述100公里的機關檔案都移轉進來，顯然也放不下，而國家檔案館恐怕也非一時半刻可以興建啟用，因此，機關檔案中具有國家檔案性質之檔案，其開放就必須與年代較近的機關檔案有所不同。（引自陳昱齊，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生，國會助理）』 再者，中國認知滲透作戰的成功（中國對台灣媒體認知滲透全世界第一，引自中央社報導），導致台灣內部的不同意見已經很難互相包容，更是造成彼此隔閡與撕裂的社會現象，因此國際橋牌社的敘事手法就顯的中性，除了台灣在政治電影中因著研究內容的不夠完整以外，認知滲透造成的社會氛圍肯定有所影響，少了許多的創作思維在其中，讓我感到劇組是多麼「小心翼翼」的在表達，在創作上實屬可惜。 因著上述的原因，台灣的歷史與人物電影仍像是萌芽階段。我的觀點認為，如果未來檔案都解密，而且已經編入國家檔案管理局，任何人都可以去知道真相，到那時，影視創作者才敢大膽的創作，在改編當中放入創作的思維，並且由影像的創作帶出社會氛圍的影響。 雖然如此，電影仍是起到領頭羊的作用，給予更多研究上的思考、教育上的思考、甚至給予不同類型創作的思考，如小說、舞台劇、漫畫，彼此相互激盪，期待未來台灣能有如韓國《王者製造》、《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這樣的政治與歷史電影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