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法國哲學接收史的盲點與不足

來法國唸哲學也是有段時間，但似乎從未自己的研究抽離開來簡單勾勒法國當代哲學思潮的幾張圖像。說也奇怪，其實我自己在台大的時候，並沒有上過任何法國當代哲學的課（因為台大當時少數歐陸傳統底下的老師基本上受德國影響較多）。所以我自己對法國哲學的啟蒙其實是晚的，且多半是自己摸索出來的；不僅晚於我在外文系受法國文學訓練（拉辛、波特萊爾）、更晚於當年在巴政時期受法國社會學科影響（圖爾幹、布爾迪厄）。也就是說我跟法國的第一條關係，並非哲學（！）；而讓我嚴格意義上走進法國哲學的第一個人，其實是沙特，也就是法國戰後思潮由現象學及存在主義主宰的40-50年代。 當時看了系上學姊的碩論之後，就自己用法文開始讀《存有與虛無》、《自我的超越性》、《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等等早期尚未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作品。

台灣對法國哲學的接收歷史，其實就是我自己對法國哲學接收的放大版：法國當代哲學的引入，不僅相對於英美或德國哲學晚，且並非直接由哲學領域引入。在台灣，一般大眾所熟知的法國哲學家，基本上就是存在主義的幾個代表人物（沙特、卡繆 *），而其在台灣的風潮時代，大致上是6-70年代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在卡繆獲諾貝爾獎後，對存在主義文學作品的大量翻譯（《卡拉馬助夫兄弟》、《誘惑者日記》）。存在主義同時也在台灣文學史上創造一整個世代的作家（白先勇、王文興、七等生），但不同於西方因戰爭摧殘、對理性失去信心而誕生的存在主義，台灣版本的存在主義則是在 1949 國民黨來台後「流亡異鄉」／「反抗威權」這一組外省本省作家之間的張力裡頭產生。也就是說，存在主義在台灣並非先以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哲學」看待（存在與存有的區別、系統性與存在性的互斥、「存在先於本質」），而比較是文學作品對西方存在主義經典主題的具象化（焦慮、自由、拋擲性、荒謬、反抗 etc.）這導致讓此「存在主義」一詞在歐陸大紅的沙特，反而在台灣一開始沒有大量的讀者：雖然其左傾的政治立場，的確阻礙了台灣當時對沙特的接收，但也是因為沙特的理論性著作《存在與虛無》有一定的哲學／現象學門檻，並不是誰都有辦法消化。

另外一個對法國哲學家的印象，大概就是60年代的所謂「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金三角的傅科、德希達、德勒茲等人。而這些人會紅，基本上是台灣80-90年代以降，由美國 70年代所謂 French theory 對台灣學界做出的折射。當時美國東西岸的著名大學的人文科系紛紛邀請大量法國學者（傅科、德希達等），因而產生出美國新一代在性別、解殖研究知名的理論家（Butler, Said, Spivak）。但跟存在主義一樣，台灣對這些思想的接收，因為是透過美國大學的折射，所以也並非被當作純粹的「哲學」引進，而是藉由文學理論（德希達的解構主義）、社會學（傅科對權力的批判）、藝術（德勒茲談繪畫／電影）的間接方式去接觸法國60年代的哲學。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同年代的傳統大學，其實並不對這些現今非常知名的法國哲學家有多大興趣，使得剛剛提到的這三人基本上是在遠離法國哲學傳統核心重鎮（巴黎索邦／高師）的「邊緣」發展、才在中晚期重新走回法國哲學史的「軸心」。也就是說現今法國學界對這三個人的研究，其實也是美國當年所創造的 French Theory 對其原生地的「反射」之後，才慢慢在90年代後成為主流。

以上大概就是台灣對法國哲學一種「反理性」的刻板印象（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也是因為這種印象，而創造出「歐陸哲學」好像比較偏重「文學」，而「英美分析哲學」比較「數學」的對立。但其根本的原因是：1)台灣選擇性地引進了這兩支大力批判理性的法國思潮。2)其引進的方式本身又是「非哲學」、「非理性」的。而這兩個近因的又可以歸咎於兩個遠因，是1) 台灣受日本統治時，基本上從日語翻譯繼承的哲學，是從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等德國哲學家而來（其實台灣很多哲學以外領域其實都是「德—日—台」的繼承關係，比方法律） 2) 台灣國民黨時代基本上視法國為左派國家、64年台法斷交，在意識形態上歸類為敵人。而法國知識份子很長一段時間，雖然大部分不至於笨到入共產黨、領黨證，但大致上都是跟隨「流行」，一股腦地先後支持史達林、毛澤東（很早醒來的如梅洛龐蒂、很晚醒的如沙特）。要一直到68學運退去、 73 年法譯版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出版之後，法國才慢慢從馬克思主義的大量影響中走出。

話說到此，結論就是台灣要到 90年代內部解嚴民主化、外部共產主義瓦解以後，才陸陸續續有人到法國留學直接地吸收法國哲學。然而，即便如此，在台灣哲學界的研究法國當代的大半學者，基本圍繞在法國現象學及法國60年代金三角，也就是說我們目前的對法國哲學接收的狀況，三十年來大致離不開國民黨時代以來就已經給定的框架，大多數人都以這兩個點為根基去開展自己的研究領域。

以下大概羅列幾點我認為今天台灣對法國當代哲學接收的不足之處：

1. 從斷代史來看，台灣大致上不甚了解沙特梅洛龐蒂以前，二十世紀上半葉尚未受 3 H 影響的法國哲學背景。黑格爾在布蘭斯維克的唯心論哲學裡的地位竟跟亞里斯多德一樣，是一種幼稚的「實在論」，誤將語言的反思性投射成外在的實體；另一方面，強調意識的直觀性、因而次要化反思性的柏格森，雖與黑格爾表面上都以時間為哲學運動的整體，但他所思考的實在裡頭沒有鑲嵌任何的目的因，而是本身就寓含著無法預測的未來。現象學在這個時候尚未引進法國，而存在主義也在一戰以前流行的「理性進步觀」沒有任何一絲地位。更讓人驚訝的是，上述提到的兩位哲學家其實與現今被認為與歐陸哲學幾乎斷裂的英美哲學，有非常多的對話（柏格森與實用主義；布蘭思維克與分析哲學始祖羅素、弗雷格）。

我們今天不知道這兩號人物，也很大原因是因為沙特、梅洛龐蒂的這個世代，有意識地對二十世紀初宣揚「進步觀」或甚至「布爾喬亞哲學」的思想家進行「記憶抹殺」。這使得我們讀法國哲學的時候，以現象學或存在主義這兩個從德國帶進來的思潮為原點，而忽略法國現象學家受自己本土哲學家的影響。他們隱晦地抄襲他們的老師，卻不在註腳附上他們的名字：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們有多原創、有多時代革命。a/ 貶抑反思的柏格森，基本上奠定了沙特、梅洛龐蒂對胡賽爾現象學的批評基調。在看過列維納斯翻譯的《笛卡爾式沉思》之後，沙特對其中沾染反思性的「自我」倒胃，使得前反思意識成為沙特式自由的前身；梅洛龐蒂則是抱怨「身體」在胡賽爾那裡來得太晚太次要，翻轉了「意識透過反思世界獲得身體」的邏輯，從而創造「必先有身體才能意識世界」的知覺現象學。b/ 高舉反思性的布蘭斯維克，看似與沙特、梅洛龐蒂的路徑完全相反，實則不然。這兩個看似步上柏格森主義後路的現象學家，也可以視為布蘭斯維克哲學的極端化：意識因自身反思性與實在所創造的分裂，在沙特那裡變成「存有與虛無」或是「自由與歷史」的辯證；梅洛龐蒂更是將自己的哲學視為「極端的反思」，也就是對「意識無法反思」的身體知覺經驗進行反思。

2. 下次再寫法國科學哲學（下集待續）

*卡繆自己其實拒絕這個稱呼（但主要原因是為了拒絕沙特給這個詞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