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明步入崩潰的邊緣，人們總會轉向非理性的言語，那些徵兆、預言與模糊的啞語。
並非因為它們能給出答案，而是因為我們已無力承認真相。
在那個語言失效的時代，人們等待的，不是一段解釋，而是一個能將一切苦難帶走的聖人。
在德國戰爭末期，當空襲成為每日例行、親人離散、街區化為灰燼，語言開始喪失其原本的功能。無論是振奮人心的演說，或撫慰人心的低語，在廢墟與血腥面前都顯得蒼白。
正是在這種語言已無力說服人、也無力讓人活下去的時刻，預言悄然出現了。
它不必準確，也無需理性，只需為人們提供一種「災難有其安排」的幻覺。那些神秘學者、通靈者、甚至廣播中的低語，不過是時代的代言人，用模糊的語言替人們說出他們自己不敢命名的未來。
預言不是為了知道未來，而是為了撐過現在。
戰爭不只是痛苦，更是一面鏡子。當德國面臨敗局，當真相開始赤裸地暴露在公民眼前——集中營的故事不再只是敵方惡意的宣傳、猶太鄰居再也沒有回來、黨衛軍的身影逐漸從英雄變為夢魘——人們所要面對的不只是「輸了」，而是「我們曾支持過這一切」。那是一種比死亡更難承受的事實：自己不是受害者，而是共犯。
預言、命運、巫術，乃至「天意如此」的說法，正好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理由，一種不必承認錯誤的藉口。它讓災難成為命運，而非報應；讓崩潰變成神的計畫，而非人的選擇。羞恥不必被看見，只要有一套艱澀難測的系統可以接手它，群體就能繼續活下去——不帶罪，不帶責。
然而，人們所逃避的，也許不只是災難的痛苦與戰敗的羞恥，而是另一層更難以承認的事實——人類本身的惡。
他們寧可相信這一切都是由神明操控，是命運的捉弄，是預言早已注定的結果，也不願承認：那些集中營、焚屍爐、遊街羞辱，並不是魔鬼的作品，而是人類自己的選擇。選票投下的、命令簽署的、沉默允許的、旁觀不語的，全都是人手可為之事，且做得無比自然。
這才是最令人戰慄的部分：這些殘酷，並不需要異常的人格，也不需要瘋狂的惡魔；只需要一群人，在恐懼與希望之間，選擇了服從。
人們從未真正相信預言，只是選擇服從它所描繪的命運，因為那比面對自己的責任容易得多。他們寧可自欺，也不願承認這一切是自己選擇的結果。
既然人們無法承擔自己的罪，又無法直視人性的惡，那麼他們便會召喚出一位「無辜卻受苦」的存在——一位聖人。
他的出現，不是為了教導、也不是為了勝利，而是為了承擔一切無法說出口的東西：我們的冷漠、我們的沉默、我們曾默許的毀滅。
他是歷史機制中的代罪羔羊，人們將所有災難與責任安置在他身上，只因這樣，他們便可以繼續相信自己仍是良善的。
聖人之所以令人安心，不是因為他拯救了世界，而是因為他讓我們不必承認自己的冷血與殘暴。
我們需要他的純潔，來對抗我們心知肚明的骯髒。
需要他的犧牲，來粉飾我們與惡的距離。
我們總以為那是過去的事，是另一個時代、另一種民族的錯誤。
但我們也曾在新聞中轉開視線，在群眾中保持沉默，在一場場無聲的退讓裡，默許那些歧視、羞辱，甚至霸凌，一一地被合理化。
我們未必相信預言，卻總渴望某種安排；未必祈求聖人，卻總希望有人能替我們承擔不願面對的現實。
也許，那些神秘的預言從未消失，只是換了一種說法、換了一種形式，繼續替我們粉飾與惡的距離。
而在下一次沉默到來之前，我們是否還能記得——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仍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最後他們來找我時，已經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 馬丁·尼莫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