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這座島嶼，過去似乎一背命運擺弄著，它從來不是歷史舞台上的主角，卻在一次次夾縫裡活下來，拼出今天的模樣。
我們是世界最重要的晶片供應者，TSMC的工廠燈光不滅，是全球經濟的心臟跳動；我們有全世界稱羨的健保制度，在疫情與災後總能展現體系韌性；我們還有讓無數外國人感動的「人情味」：超商店員的笑容、公車上讓位的青少年、菜市場裡彼此叫名字的攤販。
這些成就是實在的，甚至已構成我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但也正因此，當我們從今天往未來看，問題浮現了——我們有那麼多的「已經做得很好」，卻說不出我們要「變成什麼樣」。
我們對未來的願景，似乎少了一塊拼圖
你仔細想想，我們許多對未來的想像，其實都停留在「生活要更方便」：捷運更多條線、醫療更完善、收入更穩定、租屋更友善。這些都重要，但也都太近，太小。
有沒有一種想像，是關於台灣「整體要變成什麼樣的社會」？
一個更有創意的文明？一個讓多語共存的制度常態？一個走在AI治理、氣候適應、數位倫理前頭的文化？
我們不是沒有條件，但我們好像沒真的開始規劃這些更長遠的、跨世代的命題。
這不是哪一位領導人要回答的事，而是整個社會需要一起思考與想像的方向。
我們的強項，不只在產業，也在人與人的連結力
有時我會想，我們是不是太習慣把「產業」當作台灣成功的唯一主角？半導體當然是核心，但我們的優勢其實遠不止此。
舉例來說，我們的社會互助力、災難動員力，在全球也是屬一屬二的。
從921大地震到花蓮地震，從88風災到疫情期間的物資協調與社區自主管理，我們都展現了一種「先動手，不等待中央指示」的行動邏輯。
這種邏輯不是靠政令建立的，而是來自一種潛藏的文化底層：我不是單獨在過日子，而是跟整個社會活在一起。
慈濟的行動能力、基督教教會的照顧網絡、地方廟宇動員系統、里長的臨場彈性……這些都說明了：台灣其實擁有全球罕見的社會協調密度。只是我們還沒把這些特質，整理成可輸出的敘事與制度。
我們的文化想像力，為什麼常停留在過去？
而當我們轉向文化與藝術創作的面向，問題就更加明顯。
看看我們的電影，有幾部是面向未來的？大多仍在回望鄉土、描寫青春、追憶傷痕；即使精緻動人，卻極少試圖描述「未來台灣是什麼樣子」。
科幻電影幾乎缺席、未來城市的影像描寫稀少、關於氣候變遷或AI治理的文學寥寥可數。我們不是不能想像，而是我們的教育、媒體與主流敘事，從來不鼓勵我們去預測與設計未來。還有我們的美學被過去形塑得太深，卻沒給出轉身擁抱未來的養分。
這不是缺乏創造力，而是缺乏允許幻想的文化環境
讓我們對未來想像貧乏的，並不是創意不足，而是我們對於非立即「有用」的事情，不太給空間。很多父母鼓勵孩子念理工、讀醫學、做金融，因為那才叫有保障、有前途。但那些想畫畫、寫劇本、搞動畫、做實驗性的社會設計的人，常常在一開始就被質疑：你這樣要吃什麼？
結果就是，我們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師，卻很難產出一套可以說服世界的「台灣版本的未來藍圖」。而當未來無人描繪，我們就只能一直重複當下。
我們需要的，是把強項「轉譯」成文明敘事的能力
台灣不是沒有未來，而是沒有把現有的潛能，組裝成一套「文明敘事」的工具箱。我們需要的是——讓半導體技術變成數位治理的倫理方案；
讓健保經驗變成公共制度彈性的全球教材；讓人情味與災難動員，變成一套「合作型社會」的可輸出設計；讓宗教與社區力量，變成面對失序年代的文化底盤。我們現在所缺的，不是素材，而是組織這些素材的語言與想像力。
我們要問的，不只是「怎麼更好」，而是「要成為什麼樣的文明」
這場文明的提問，不是空談，也不是文青式的感傷。它其實關乎我們怎麼教育下一代、怎麼設計政策、怎麼寫劇本、怎麼畫一張圖。它是一種關於選擇「未來版本」的國家自覺，是我們願不願意從「代工型社會」走向「設計型社會」的轉型時刻。
我們已經證明了：這個島有能力活下來、有能力做好每一件技術與實務的事。但現在，這個島是不是也該有能力，用自己的語言，把未來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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