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40年，在民怨洶湧的高盧地區，一位年輕醫師歐多克修斯（Eudoxius）以其領袖魅力，帶領所有渴望擺脫掠奪性經濟體制的人民，反抗羅馬財政壓榨。在羅亞爾河下游整個地區，歐多克修斯團結群眾，壯大起義軍隊伍，最終攻擊了圖爾（Tours）城。
羅馬帝國幾個世紀以來早已習慣用鐵腕鎮壓這類「農民暴動1」。鎮壓極為殘酷，歐多克修斯因此變得更加激進，最終犯下不可挽回之罪：叛國。如果羅馬聽不見他的聲音，那麼也許羅馬最可怕的敵人──阿提拉（Attila）──會更願意傾聽；西元448年，這位已被羅馬化的年輕法蘭克人在慘敗後倉皇逃往匈奴人王庭，阿提拉將他任命為親信顧問之一。雖然羅馬成功鎮壓了這場叛亂，但腐敗的種子已經埋下。不到三十年，反抗再次爆發，這次是在帝國的核心：軍隊之中。問題仍然如故：財政枯竭。
西元476年秋天，日耳曼軍官奧多亞塞（Odoacre）率領一支隸屬於羅馬軍隊的小部分士兵發動叛變，進攻帕維亞（Pavie），殺死了皇帝的父親奧雷斯特（Oreste）。隨後，軍隊轉向羅馬帝國首都拉文納（Ravenne），廢黜年僅六歲的最後一任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e），奧多亞塞將象徵皇權的帝國權杖與徽章送回東羅馬帝國所在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伊斯坦堡），意圖謀求羅馬體制中一個名義上的職銜。
從歐洲西部來看，帝國已經崩解。阿蘭人（Alains）、勃艮第人（Burgondes）與法蘭克人（Francs）爭奪高盧地區；西哥德人（Wisigoths）奪取了西班牙；而汪達爾人（Vandales）則佔據了非洲的部分富庶省分。中世紀的時代正式展開。
法國里昂第二大學（Université Lyon II）希臘歷史與古代經濟學教授維羅妮克·香科夫斯基（Véronique Chankowski）認為，歷史是一個對當代社會極具啟發性的實驗室。並非用來尋找解決方案，而是為了從中汲取教訓。但她提醒，將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直接複製貼上到當代社會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資本主義直到很久以後才誕生，現代的制度與秩序也與當時大相逕庭；而且歷史節奏也加快了許多。
要理解導致這場崩潰的經濟連鎖反應，我們必須回溯歷史。羅馬帝國曾繁榮五個世紀，經濟模式幾乎完全建立在領土擴張之上：戰爭戰利品填滿羅馬的金庫，被征服地區的居民被奴役，成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免費勞動力。然而，來自西西里、北非與埃及的農業競爭卻徹底摧毀了共和時期致富的基石：小農階級2。接下來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土地集中現象，越來越多的土地被貴族收購，形成了著名的大莊園3。這些小農最終淪為大城市和羅馬城中的貧民4；而最富有的階層，則信奉「施惠主義5」，興建浴場、劇院、競技場，贊助競技場比賽或祭典活動，並提供免費的穀物分配。
米歇爾·德雅蓋爾解釋道：「羅馬在西元一世紀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促成了一個商人階級的誕生，但這些人從未真正轉變為創業型的生產者6。相反地，他們的理想始終是融入土地貴族之中，成為大地主型的食利階層7。」
這套經濟模式從西元二世紀末開始崩解，到了三世紀更加明顯。許多因素加劇了制度崩潰：政治上的不穩定，僅三世紀就有多達40位皇帝相繼登基；氣候變化導致穀物產量大幅下降；通貨膨脹失控，瘟疫重創人口，甚至連奴隸的價格也飆升，成為中產階級追求閒逸生活的奢侈品。更重要的是，在帝國邊境外的「野蠻人」已不再是零星部族，他們組織起來，日益具侵略性，並不斷深入帝國腹地。為了防禦日益頻繁的外族入侵，帝國被迫維持一支規模龐大的常備軍，其軍餉與開支也隨之流向遠離核心的邊境，逐漸削弱了羅馬城本身的經濟活力。
圖拉真（Trajan）在107年征服富饒的達契亞（Dacie，即今日羅馬尼亞）及其金礦，是羅馬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領土擴張。當帝國不再對外擴張，戰爭所帶來的財富與奴隸來源也隨之枯竭，可龐大的版圖卻仍需維繫。既然不再能靠戰利品與人力補充資源，當局只能轉而依賴更穩定的來源：稅收。雖然稅收制度早已存在，但徵收效率低落，逃稅現象嚴重。索邦大學羅馬史講師弗朗索瓦·勒胡克賽爾（François Lerouxel）指出：「因為稅收主要落在那些因野蠻人入侵而飽受蹂躪、元氣大傷的省份身上。」
三世紀末，戴克里先推動了史上最大規模的稅制改革：提高地價稅、打擊逃稅及取消稅制優惠。西元287年，羅馬帝國實施了一場大規模土地普查，政府機構隨之擴張，以確保有效徵稅來填補國庫。為了擴大稅源，當局大規模發放羅馬公民權，甚至連過去享有免稅特權的義大利本土公民，也被迫開始繳稅。種種措施，無非出於一個簡單的算式：「愈多公民，等於愈多納稅人。」
改革中最具爭議的，莫過於將稅收義務設為世襲。這項政策將繳稅責任與個人所處的社會階層緊密綁定，不論是商人還是農民，子孫都不得逃避繳稅，凍結了社會階層流動性，形同階級固化。
此外，為了抑制通膨，戴克里先在西元301年頒布著名的《限制最高價格法》（édit du Maximum），試圖強行凍漲物價。這項措施雖然一度受到民眾歡迎，但最後證明是徹底失敗。直到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推出貨幣改革，推出了以黃金為本位的新貨幣——solidus金幣，總算打破惡性通膨的循環。巴黎索邦大學的布魯諾·迪梅齊爾（Bruno Dumézil）總結說：「雖然羅馬重新取得了一個脆弱的平衡，但中產階級卻已經破產。」
更嚴重的是，連稅收的正當性也在瓦解。軍隊對抗「野蠻人」的承諾未能兌現，導致羅馬核心社會契約（即納稅換保護）瓦解，即便是在貴族階層中也出現反彈：「如果公共服務不再運作，那為什麼還要繼續納稅呢？」到了四世紀末，連大地主也不願再繳稅，因為他們不再願意出錢養活軍隊。
在尤多克西烏斯（Eudoxius）點燃盧瓦爾河谷叛亂之前，西元435年，一名叫提巴托（Tibatto）的人就已經在法國南部掀起叛亂。最後，社會學之父馬克斯·韋伯在1896年的一場演講中強調，羅馬帝國最荒謬的決策就是：它的經濟基礎來自戰爭與擴張，卻選擇停止擴張。當國力枯竭時，連「帝國榮耀」都無以為繼。
稅負沉重、逃稅普遍、官僚體系效率低落、通貨膨脹惡化、技術創新停滯不前⋯⋯這些聽來似乎是在描述當代的經濟困境，然而放回歷史脈絡，卻正是羅馬帝國晚期的真實寫照。羅馬帝國的崩潰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財政困難固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卻是關鍵性的脆弱環節。正如《西羅馬帝國的末日》（Les Derniers jours. La fin de l’Empire romain d’Occident）作者米歇爾·德雅熱爾（Michel De Jaeghere）所指出的：沒有經濟實力，就不可能擁有政治實力。
歷史提醒我們，當一個制度再也無法自我修補時，危機便不再只是偶發事件，而是體制老化的徵兆。面對這樣的警訊，關鍵在於是否有能力及早察覺，並願意從制度設計、權力分配、資源分流等層面著手改革。羅妮克·香科夫斯基強調：「每一次經濟與社會危機，其實都是一個制度走向枯竭的警訊。」
Lexique：
1. Bagaude：(n. inv.) 來自拉丁文 bagaudae（複數），指西元3至5世紀高盧地區的農民與勞工暴動，是羅馬社會邊緣階層對重稅與壓迫的反抗，常被羅馬視為非法暴民行為。
2. Les petits propriétaires terriens：小地主，小農地主。在羅馬帝國晚期與中世紀初期，指的是擁有少量土地、自耕或出租土地維生的個體或家庭，常面臨沉重稅負、兵役或戰亂威脅。
3. Latifundium：(n. m.) 直接挪用拉丁文，複數為Latifundia，原意為「廣闊的土地」。戰爭使得許多農民無力經營田產，被迫變賣土地，另外領土擴張帶來奴隸，這些因素使得富人能以低成本收購土地，以廉價奴隸經營大規模農業，導致土地集中化與社會失衡。老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曾評論：「大莊園摧毀了義大利 （Latifundia perdidere Italiam）。」
4. La plèbe：(n. f.) 庶民、大眾，帶有一定的輕蔑或貶義色彩。在羅馬共和早期，plèbe 指非貴族的自由民，與掌權貴族（patriciens）對立，經歷長期政治抗爭後逐步取得權利。到了共和晚期與帝國時期，plèbe漸漸指城市中依賴國家糧食（annone）發放的貧困群眾。
5. L’ évergétisme：施惠主義或慷慨捐贈制度。這詞來自古希臘語euergétès，意即「行善者」或「施惠者」，是富人回饋社會、維繫政治影響力與榮耀的重要方式，它促進了城市建設與文化發展，但也反映社會階層與權力的不平等。
6. Les entrepreneurs-producteurs：生產型企業家。指那些主動參與生產活動、並將其商業活動與勞動組織結合的個人或團體。
7. Un grand seigneur rentier：指的是那些出身貴族（n.m. seigneur），主要依靠土地或資產所產生的地租過活，而非親自參與生產或經營活動的富人。
本文節錄：
Béatrice Mathieu, « Les avertissements du crépuscule de Rome », in L’Express 3862, pp.2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