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冠威導演專訪／專訪攝影：彼得吳
編按：2024 年，周冠威來台拍攝新作《Deadline》（暫名），我們有幸在台灣見上一面，同他聊聊這幾年間的變化。近日，思起這次的見面，故將舊語整理，與讀者一同分享，十年前後，依然留抵香港，依然在拍電影的周冠威。
2021 年夏天，第 74 屆坎城影展（Cannes Film Festival，通「康城影展」）倒數四天，《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進行了對少數記者的秘密放映，並於兩天後的 7 月 16 日舉辦世界首映。同年底，第 58 屆金馬獎，《時代革命》獲得最佳紀錄片獎。頒獎典禮上，導演周冠威於線上發表得獎感言，他說：
「仍然留在香港的，包括我，很多流亡海外的，或者現在在監獄裡的朋友，縱使你們沒有機會看得到，但我很希望，我祈求天父，單單是這部電影的存在，都可以給予你一份安慰，一個擁抱。」同年，其他部香港電影《少年》（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濁水漂流》（Drifting）、《花果飄零》（Drifting Petals）也分別在金馬獎入圍多項提名及獲獎。
那是當代香港電影百花齊放的一年。在《時代革命》的幕後，周冠威是唯一具名的製作人，而片尾名單所有匿名的、化名的一班手足，都在花木、淚水、雨傘、豬嘴之下，成了「他們」──周冠威們。
《時代革命》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再後來，電影先後於世界各地映演，並於 2022 年 2 月 25 日，在台灣正式上映。
《時代革命》當然沒有機會在香港進行放映。而 2024 年 5 月，尖沙咀「The ONE」原訂特別放映周冠威在 2019 年執導的劇情長片《幻愛》（Beyond the Dream），在毫無說明的情況下突然宣布取消；周冠威於社交媒體上寫：「很多人想我消失於公共領域，但我仍有話要說，我仍在香港，仍在好好拍電影。」
距離 2019 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而今已經六年。
2024 年，周冠威來台灣拍新作品期間，我們碰上一面。我記起他曾經說過，希望《時代革命》是「屬於每一個有良知、有公義，為香港流過眼淚的香港人」，這一次見面，他說，對不起，每次談到香港，都有種說不出的傷感。
而看電影、拍電影，就是他處理傷痛的方法。面對《時代革命》所帶來的巨大悲慟，周冠威嘗試以《一人婚禮》（Say I Do To Me，2023）平衡，一悲一喜為的都是在創作上自我調節，也認明生而為人的複雜情緒。
《時代革命》的剪輯結構與《一人婚禮》的劇本結構其實很相似，同樣是在簡潔中以理性的目光梳理事件，也不逃避面對情感與創傷；而《一人婚禮》的喜，反倒讓周冠威看見《時代革命》更深的悲。
周冠威導演專訪／專訪攝影：彼得吳
不同於其他幾部講述運動的紀錄片，《時代革命》以更為巨大的背景，組織起大事件與小人物，但不聚焦在特定觀點或被攝者身上，少了大悲大慟，多了不卑不亢，與更多的理性和清澈。
其中，周冠威特別提到戴耀廷。
「戴耀廷是法律背景出身的，他在 2014 年的佔中運動裡，堅決主張『和理非』、用『愛與和平』來進行運動，但我在片中想透過現在的勇武派角度來看『愛與和平』，也想知道戴耀廷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理解私了、裝修⋯⋯這些『違法行為』；反過來，勇武派的抗爭者裡，被攝者其實是一名對社會富有人文關懷的社工，那麼，他又怎麼會選擇做勇武派？」
周冠威不只希望《時代革命》能記錄下發生在香港的、不能被遺忘的這個時代，他也希望在情感之後，能為觀眾帶來理性的反思：一個人何以做出如此的選擇？一個國家何以走向當今的境地？
周冠威導演專訪／專訪攝影：彼得吳
2009 年，當周冠威寫下《十年：自焚者》（Ten Years，2015）短片劇本時，香港社會正在爭取於 2012 年進行普選，運動後來以失敗告終，周冠威說，當時香港人的抗爭意識仍處於壓抑狀態，而他選擇以「自焚者」作為主題，則是他個人的爆發。
「『一國兩制』的謊言對照著現實，我發現自己已經忍無可忍。」周冠威想以創作展現壓抑，他也認為抗爭的極致終有犧牲，而極權的壓抑終以創作展現，因此《十年：自焚者》以偽紀錄片的形式拍攝，也是他刻意引導觀眾開始思考究竟何謂真實、何謂虛假。
走到《時代革命》，則是無數香港人壓抑不住的集體爆發，更是周冠威透過每一次的創作，不斷靠近國家的謊言之後，發覺自己更加需要誠實。
自《十年：自焚者》、《幻愛》、《時代革命》到《一人婚禮》，周冠威談的都是「謊言」，不只是揭開謊言與瘡疤，其中也有他對誠實的執著。「如果問起原因，或許是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不介意說謊的人，可能正因為他並不在乎誠實與否，反倒讓我更加在意。」這才是他拍《時代革命》的原因──因為害怕失去真實，害怕失去誠實的價值，害怕在一個充滿謊言的政權之下，謊言將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因此，他才決定用電影刺破現實的虛偽。
《時代革命》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這是周冠威拍了好幾年的電影之後，才想起來的。
在周冠威的記憶裡，父親經常帶他進戲院，從席維斯・史特龍（Sylvester Stallone）的動作片、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系列，到成龍的功夫片，父親領著他看遍充滿男子氣概的電影，他卻長成了父親並不喜歡的陰柔性格，而父親也並不是他理想中的樣子。
「我發現自己是渴求關係、渴求成長的人，只是家人和學校都沒有辦法滿足我，爸爸可能也不曉得怎麼和我對話，所以才帶我進戲院，因為這樣就不需要溝通，只要坐在那裡看電影就好，而電影就這樣成了我最重要的東西。」周冠威尤其記得在 15 歲時看了《伊甸園東》（East of Eden，1995），電影講的同樣是一名渴望父愛的年輕人，周冠威發現自己的生命就這樣被說出口了，而那一道與生命的共鳴，並不是他如何地理解了電影，而是電影如何地理解並且接住了他。
某程度上，電影成為周冠威的父親，給予他探索世界的渴望，也帶著他去尋找答案，去思考自己是誰？世界是什麼？愛是什麼？公義是什麼？
而他的政治啟蒙，則是在十歲時，於電視上看見八九六四。當時的周冠威或許還不明白何謂「政治」，但他意識到在家庭之外，他還有另一種身分──是社會的公民。作為一個社會的公民，他看見世界的另一面，發覺自己與世界存在著一份責任，對付出和犧牲的理解，對國家與政治的好奇，都在當時埋下種子。
周冠威導演專訪／專訪攝影：彼得吳
在《時代革命》開拍之後，周冠威更全面地意識到自己必須完全地參與其中，同時作為公民，也作為紀錄者。即使現今香港的政治氛圍變得更加壓抑，周冠威仍選擇作為一名創作者，繼續留在香港拍電影，不只是抱著使命感與責任感，更是為了持續尋找自我存在的價值。
「我想留下來，繼續面對這一切，是香港需要『倖存者的聲音』，而香港電影也需要『堅持的存在』，在面對極權的黑暗時，我選擇讓自己暴露在陽光之下，這樣的行動本身就是一種抗爭。」
周冠威依然在拍電影，依然在香港拍電影，不過看著現在的香港與香港電影，他感覺當今的香港電影仍被巨大的迷霧籠罩，前行的腳步除了迷惘，也缺乏自信和踏實。
周冠威導演專訪／專訪攝影：彼得吳
如今，他再次將視角轉向台灣。當《時代革命》片尾選擇在台灣結束，是串連起整場運動與周冠威的個人堅持，而 2025 年的台灣，正處在選擇的路口，這一次的我們要如何選擇？
或許，我們應該將眼光望向隔海的獅子山，並且記起李怡先生搬遷至台灣長居時，於《時代革命》首映座談上的囑咐──1970 年逝世的英國哲學家羅素，在臨終前不久接受電視訪問，記者問他：「如果這段視像（影像）在一千年後被人們發現，就像深海古卷那樣，對那時代的人，你有什麼話說？」
羅素說：「智慧，就是真實。即使是你不想見到的，或你不願相信的，又或認為揭露出來對社會可能不好，但真實就是真實。真實就是 true，就是真理，就是智慧。」
《時代革命》電影劇照／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採訪、撰文／黃曦
專訪攝影／彼得吳
劇照提供／光年映畫
責任編輯／張硯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