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出於我個人心境的轉變，或者說，反省我之前得到的苦果：我好意向朋友勸進卻遭到疏遠（排斥）的經驗，因此，我對於時下流行的「少言是修行，沉默是智慧」的說法，更是深以認同。其後，我又想，有了這樣的自鑑與自律，少說話似乎還有另一層深意，它在提醒要降低自我內耗，是修行上的節能減碳，也是另一種生理環保。以此角度來看，星期日，我應該放空腦袋養護身體才是，並信守少言為妙這條戒律的。不過，我這自劃的界限似乎模糊（破功）了，因為我直言不諱的火苗頓時爆燃了起來。
王幼華教授在社群媒體上發表的帖文如下：
「有位博士生收集了很多文學史的著作，發現都沒有討論到我，不知何原因。我給他一篇1996年宋澤萊發表在《台灣新文藝》的大作。文中談到「外省化」的本省作家東年，「本省化」的外省作家曾心儀、王幼華，且判定這三位作家是非主流的，所寫的是可有可無的文學。其實我不太相信掌握實權的文學史寫作者，或給大獎的主事者（例如〇〇〇文藝獎）心胸會如此狹隘，眼光短淺，如此服膺政治教條，但事實證明宋澤萊還是很睿智。台灣的政治人物或者文藝掌權者，不能脫離廖添丁和林投姐的心態，老是用仇恨、怨氣在對待異己，逼人效忠，看不到包容與善的光輝，永遠只能在一個圈圈中打轉。」
讀完這篇帖文以後，我有共鳴之處也有不同的觀點。先說共鳴的部分，出於人之常情，不限國別所有作家（不管作家本身有無真才實學）都希望被寫進文學史裡，坐在撰寫者建造的宮殿寶座上，享受當世及後代人的瞻仰與膜拜。我們甚至可以說，每個作家心裡都潛藏一種揚名萬里的「虛榮感」，這種虛榮感並不是壞東西，相反這種利己主義的虛榮感，更多時候，它往往會轉化為激勵自我繼續寫作的動力。這屬於個人的主觀願望與期待，他人很難有置喙的餘地，反對者如果不服氣，頂多只能向他們投放無關痛癢的嘲諷，絲毫不能改變什麼。然而，另一個尖銳的問題來了。作家能否進文學史裡取決於撰寫者對於思想藝術的主觀判斷與偏見，包括黨同伐異、排擠非我族類等強大思惟在起作用。好比，你滿心認為自己的作品有傳世的價值，但在撰寫者的眼中未必被認同接納。
當然，這裡還有一種巧妙的做法是，索性給予作家技術性的忽略（忽視），當事後有人追問為何撰寫者胸襟狹隘的時候，再補上「遺珠之憾」的說詞。我的異端觀點是，作家主觀期待獲得撰寫者的青睞坐進「文學史」這頂華麗的大轎裡，不如努力寫出真誠富有價值的作品。進一步說，比其坐在限定版的文學史裡享受榮華和香火，其作品不依附任何權勢黨派展現有歷史連續性的具體影響力才是關鍵所在。我甚至要獨排眾議（逆風而言），作家同行們對於堂而皇之的文學史和詩歌史，其實不必太較真，你認同自己的作品，就是自證個人文學史的完成。哎呀，真糟糕，我又犯了多嘴惹禍的毛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