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原標題：終戰論是超越戰爭還是規避責任？
中國時報 2025/8/28 版A10賴總統偕蕭副總統5月8日參加外交部首度舉行的二戰「歐戰勝利80週年紀念茶會」。在日本天皇1945發布的「大東亞戰爭終結之詔書」後80週年，賴總統也於8月15日以臉書貼文發表看法。蔡總統任職八年，似均未能對近代歷史關係重大的二戰加以評論，不免過於消極。賴總統則兩度提出談話，並且以人類社會團結共同抵抗侵略的高度，貫串「歐戰勝利」與「太平洋終戰」兩講，算是很大的創舉。尤其是談話執筆者注意到，80年前的同盟國並非都是民主國家，不好說是「理念相近同盟」；但筆鋒一轉，則說當年（被佔領的）軸心國今日都已民主化，會共抗「威權侵略者集結擴張」。這一去脈絡的巧妙筆法，令人想到稍早執政黨曾出現學者提議的「脫中入北」，令人莞爾。
大戰兩講引起爭議，表面上看是因為台灣非歐戰之主角，而是陷二戰之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勝利」卻未能享有「歐戰勝利茶會」高規格待遇。政府對「一個大戰、兩個勝利」處理的標準，不免令人困惑。進一步看，是否總統大戰兩講的作者們認為「歐戰」擊敗四出侵略的納粹德國屬於「普世價值」，而太平洋戰爭的普世意義尚有疑問？或是說台灣在1945年8月至9月間，甚至之後更長一段時間身份不明朗，由於「台灣」不是戰勝一方，日本也未必是「敗戰」（依照天皇詔書，只是「降伏」），所以（曾是日治有成的台灣）對太平洋戰爭應低調（體貼地）評論？值得探究。
其實把「勝利」和「終戰」的分歧歸責於兩講作者，似有失公允。因為當年日本帝國政府如何處理太平洋戰爭，也是有「兩個詔書」與兩種態度。可以相當程度地合理推測，執政黨政府關於歐戰「勝利」與太平洋戰爭「終戰」的「一個戰爭、兩種表述」，部分來自80年前的東京。在8月14日裕仁天皇錄音、15日播出「大東亞戰爭終結詔書」才是「終戰論」的起源。
裕仁天皇另於9月2日頒佈「（接受波茨坦公告）關於大東亞戰爭結束相關文件的簽署」詔書，與8月15日戰爭終結詔書口氣明顯不同。815詔書認為戰爭本出於日本自存與東亞解放；然將士雖奮戰但局勢卻日趨不利，加以敵軍使用「暴虐武器」（即原子彈），繼續交戰不免民族滅亡，乃需「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接受四國之宣言（波茲坦宣言），方能「神州不滅」、「護持國體」，盼帝國臣民善體朕意。至於9月2日「簽署降伏文件詔書」則簡單明快地命令簽署代表接受四國宣言，同意盟國統帥部提出的降書版本，並命令帝國政府與海陸軍遵循，再沒有談論開戰理由、維護國體與慰勉軍民之語；此或才是盟國9月2日在密蘇里艦接受日方外相代表簽署降書，同意日方無條件投降、忠實執行宣言條款、服從盟國統帥部命令的理由。
日本至今仍存在發動二戰理由與投降原因的爭論，也延伸出國家（包括軍隊）、國體正常化的呼聲。一來是因為大戰早已遠去，不願當代背負「永續戰敗」包袱。二來則是日本襲擊珍珠港或許直接導因美國嚴厲制裁，有人辯稱與德、義情況不同。而當前台灣似乎也部分繼承當年日方「一個戰爭、兩個表述」的情感，所以有論者認為「終戰論」是「中性」論述；何況1945年8月15日前，台灣是日本領土，沒有參加「中國的抗戰」，也不好評說從甲午以來，日本在東亞是否侵略？
但情感歸情感，要符合普世價值與歷史事實，日本當年仍必須有9月2日的降伏同意詔書。台灣有民眾出於各種原因加入日軍作戰，但也有鄒洪、李友邦、蘇紹文、陳嵐峰等前輩先後加入中華民國國軍的抗戰序列。台籍日軍當然沒有戰爭責任，但大戰兩講作者以貌似超越的終戰論，模糊化太平洋戰爭的面貌，不僅無助維護「中華民國台灣」尊嚴，還有愧於二戰前後不分族群、黨派甚至國家抗擊侵略的台灣前輩與盟國將士，實為一舉兩失。
希望到了軍人節的敬軍時刻，政府能將二戰勝利、重建和平的榮譽還給國軍，不再糾結於彆扭卸責的「終戰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