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埂邊的哲學家
司法的存在，不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守護。當一個人連為自己辯護的機會都被剝奪了，那麼司法的公正已死，程序的尊嚴也隨之崩塌。
柯文哲
但這些主張，是否仍具法律效力？還是已淪為敘事性的懲罰工具？
事實是，柯文哲已遭羈押超過一年，主要證人如彭振聲、王尊侃等人皆已完成交互詰問，案件事證已高度保全。若真有勾串意圖，早已完成；若無具體行為，則風險已被時間與現實反證。此時再主張「尚有串證之虞」，不僅邏輯失效，更可能構成程序性懲罰。
檢方強調柯文哲具政治影響力，可能干擾證人供述。但影響力本身並非犯罪工具，除非有具體行為證明其干擾審判，否則僅屬抽象推論。若以此為羈押理由，則所有政治人物皆可因「可能影響」而遭羈押，違反比例原則與憲法保障。
更令人憂心的是，檢方甚至暗示柯文哲可能「透過他人串證」，將律師角色納入風險推論。但律師依法得協助辯護，除非有具體行為超越職責、意圖影響證人供述，否則不構成羈押要件。若以律師存在即推論風險，將嚴重侵蝕辯護權。
司法若不能容納辯護，就不再是審判，而是壓制。若不能接受批評，就不再是制度，而是權力。
柯文哲是否有罪，應由法院審判決定。但是否應繼續羈押，則是制度是否還能自我約束的試煉。如果檢方真的掌握犯罪證據，就請依法提出、公開審理、交由法院裁判。否則，請把自由還給他——不只是還給一個人，更是還給整個社會對司法的信任。
我們不是在為個人辯護，而是在為制度設防。司法若不能保障辯護權，那麼它所守護的，不再是正義，而是懲罰的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