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我多年前看過的影片：《平安時代の遺体処理は誰の仕事？》（平安時代的遺體處理是誰的工作？），又出現在我手機螢幕上。這的確是我關注的問題。多年前，我曾請教一位中國史研究的朋友G，每場戰役之後總有士兵軍官死亡，誰來處理這些殘破的遺體？他們身上之物又如何善後？或許我的問題過於尖銳和偏門，以致於G無法提供解答，我在這種狀況下，才向日本的歷史頻道求解。所以，這部我看過的影片才又重新出現。從另一個角度解釋，它亦有溫故知新的用意。看完該影片之後，我又好奇上網爬梳相關資料，很快就找到了著名佛學研究者平川彰的小論文〈日本思想史と戒律仏教〉（共18頁），仔細讀來受益甚大，有些（自以為是的）學識盲點，因其論文內容佐證而撥雲見日。
例如，在歷史制度的管控下，私度僧與得度僧與社會地位（功能）截然不同。平安時代瘟疫盛行，死亡成了恐怖的日常，連朝廷公卿亦不例外，為此官方甚至發出命令，任何人看到染病屍骸，哪怕自家親人死去都需回避，若有違反者都將處罰。這時候，私度僧人就擔負起處理死屍的艱巨任務了，其間，還教導死者家屬土葬的方法，可有效減少瘟疫的擴散。火葬屍體看似簡單，其實那有很多的講究。例如，柴薪的疊放方式（比較容易燃燒），看情況調整火勢與熱度，以確保把遺體燒透。這些污穢而恐怖的工作，就是由社會底層的私度僧來實現。在官方看來，他們是非人和賤民（夜叉、惡人），但在平民百性心目中，他們則是三昧僧、神聖的僧人。這個現象是日本史中的殘酷的矛盾：貴族鄙視他們的職業，卻不得不依靠他們處理遍地屍體。歷史的諷刺在於，這個歷史矛盾就這樣遺留下來，慢慢把他們推向了「被歧視的部落民」的絕境裡。
吃完午飯後，順著這個思路，我讀了森田康夫對於《三昧聖の研究》（細川涼一 編）揭示此類三昧聖研究當代成果與課題的書評，得到了更深的認識。這時候，我想起了竺沙雅章的《中國佛教社會史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25-6），該書旨趣與三昧聖研究並相關，但其探討宋代賣牒考、宋初的寺院政策等等，都能給我認知平安時代私度僧社會處境的艱難之外，還多了些新穎的問題意識。
這樣一來一往，我讀得疲困感撲襲而來，傍晚時分，我實在體力不支了，暫作休息。到了晚上，我的精神又振奮了起來。其一、收到了末岡實教授寄贈《朝日新聞》讀書版剪報（兩個半月份）。坦白說，這些後備支援就是我寫作書評的動能之一。其二、我向胡思二手書店訂購的日文舊書寄達了。這一次，共有13本，每一本都是我寫作文章所需及其題材的素材來源。就此意義來說，我即省下前往神田舊書店街的旅費了，在台北胡思二手（網路）書店，同樣能購得優質的心儀之書。還有一件令我欣喜的事情。胡思官網小編特別贈我一枚照片，正面為胡思士林店一隅，背面有手寫一段感性文字：
TO邱振瑞老師：謝謝您一直帶給讀者專業且精彩的翻譯作品！希望胡思的日文書能帶給您豐富的精神世界，書是最棒的精神食糧！希望您喜歡！p.s.吉見俊哉的《親美與反美》好好看！
在此，我很感謝這位小編的支持與抬愛，想不到我多年前的譯作還有讀者欣賞，這有如贈予譯者的勳章。有小編明亮的鼓勵，我以後重新拾起譯筆也說不定。提到我的翻譯作品就得談及鶴見俊輔的《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這個中譯本，近日已由馬可孛羅改版刊行，歡迎支持我的讀者踴躍閱讀。正如胡思官網小編所言，書是最棒的精神食糧，就此衍義的話，其實最佳的閱讀狀況，即人之精氣神的體現與圓滿俱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