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圖由Gemini生成）
我在兩年多來的相關文章中曾陸續提過這個極為敏感的議題，但台灣幾個知名網購平台仍然持續販售這類產品。目前世界各國對性愛娃娃的管制政策南轅北轍（從完全禁止、局部開放、到不加設限都有），而隨著AI結合性愛娃娃的商業化、普及化，能與使用者互動談話、更為擬真擬人的產品陸續面世，必然更會複雜化這個議題。
台灣社會相關領域專家基於議題的敏感性，至今對此完全沒有任何討論。本文將透過兩篇「針鋒相對」的最新研究論文，藉由Grok的協助深入探討這個議題，希望能帶來拋磚引玉的效果。💥引言
在科技快速演進的時代，兒童型性愛娃娃（child-like sex dolls）、性愛機器人（sex robots）以及AI聊天機器人模擬兒童性虐待素材（CSAM, Child Sexual Abuse Material）的互動，已經成為倫理、法律與心理學的熱門爭議。這些事物不僅挑戰傳統道德界線，還牽涉兒童權利保護與成人性需求滿足的衝突。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UNCRC, 1989），兒童有權免於一切形式的性剝削與虐待，其最佳利益必須優先考慮（UNCRC第3條、第34條）。然而當科技創造出「無真實受害者」的替代品時，我們又該如何權衡？
本文以兩篇關鍵論文為架構進行深入探討，分別代表了「減害論」（harm reduction）與「零容忍論」（zero tolerance）的對立：
- Desbuleux與Fuss（2024）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potence Research》（Impact Factor：2.5）發表的「兒童型性愛娃娃：法律、實證與倫理觀點」（Child-like sex dolls: legal, empiric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強調實證資料不足，禁令可能阻礙對戀童傾向者的治療與研究。
- Cuvalo與Wekerle（2025）在《Child Abuse & Neglect》（Impact Factor：3.4）發表的「兒童性愛娃娃與性愛機器人研究：從兒童權利視角出發」（Child sex doll and sex robot research: Taking a child rights perspective），主張兒童權利絕對優先，任何可能正常化「兒童性化」（Sexualization of children）的物件都應該零容忍。
此外，本文也擴展討論與AI聊天機器人進行CSAM型態對話互動的利弊。這類互動指的是由AI模擬兒童角色參與性相關對話或生成虛擬情境，常見於聊天應用或虛擬伴侶程式。雖然實證研究極為有限，但參考AI心理健康聊天機器人的研究討論顯示，這類的運用方式可能「放大風險」或「提供治療出口」。
以下將引經據典從實證出發，進行深入淺出的分析，從倫理衝突、社會觀感、法規現況、政策考量等面向切入，最終提出平衡建議，旨在提供全面視野以俾進行思考、討論。
💥兩篇論文內容回顧
Desbuleux與Fuss的論文提供平衡視角，強調實證資料的稀缺性。
作者定義兒童型性愛娃娃為高度逼真、具兒童身體尺寸與特徵的物件，具可插入開口，用於性刺激。這與純藝術用的「重生娃娃」（reborn dolls）不同，後者僅做為欣賞、拍攝使用而不具備性功能。論文指出，戀童症（pedophilic disorder）指成人對兒童的持續性幻想或衝動（DSM-5, 2013），但擁有戀童傾向（pedophilic interests）不等於犯罪行為（Seto, 2009）。
在道德層面，論文中提出三派論點：
風險論：認為兒童型性愛娃娃可能會降低對真實兒童性侵的抑制閾值（threshold），強化物化、性化兒童的觀念（Chatterjee, 2020）。
減害論：視兒童型性愛娃娃為「安全出口」，類似色情製品普及後部分國家性犯罪下降（如捷克研究, Diamond et al., 2011）。
功能論：強調性愛娃娃可滿足情感需求，如陪伴孤獨者（Cantor, 2014）。作者引用Harper與Lievesley（2022）的調查，戀童傾向者擁有娃娃後，對假想兒童性侵的傾向反而較低，自述強迫性行為減少。德國2021年兒童型性愛娃娃禁令後，受訪者表示犯罪風險上升，因失去替代出口（Loibl et al., 2023）。然而以上資料均來自橫斷面自陳，缺乏縱向追蹤確認。
法律上，論文概述西方國家差異：澳洲、德國、丹麥明文禁止兒童型性愛娃娃，視為兒童色情製品；英國用既有猥褻法禁止進口，但持有合法；美國聯邦層級未通過CREEPER Act，因定義模糊及實證不足所以並未禁止（僅部分州以州法禁止）；日本沒有專門針對兒童型性愛娃娃的禁令。作者批評這些禁令更多是基於於道德厭惡、而非考量實證，呼籲在醫療監督下（如德國Dunkelfeld計畫）進行研究，採用減害策略而非零容忍。
相對地，Cuvalo與Wekerle（2025）則是從兒童權利角度出發，強烈反對兒童型性愛娃娃。
論文引述全球兒童性侵盛行率：女孩20%、男孩15%（WHO, 2020），並強調UNCRC要求預防一切形式兒童性化。兒童型性愛娃娃定義為具完整兒童身體、可插入開口的物件，可搭載AI變成性愛機器人。作者主張，這類產品違反「不傷害」原則，可能正常化兒童性虐待、強化使用者對CSAM的反應。
在用途上，論文承認部分運用於治療戀童傾向者（如Danaher, 2019），但缺乏證據支持減害效果。相反的，作者引用了Newman et al.（2024）的研究指出，當戀童傾向者知悉法律與社區標準後，66%停止觀看CSAM，顯示嚴格管制更有效。倫理上，論文批評減害論忽略兒童最佳利益，主張兒童型性愛娃娃可能成為製作CSAM的工具，或強化幻想轉為行動的風險（Brown & Shelling, 2019）。政策上則呼籲全球統一標準，將兒童型性愛娃娃視為CSAM非法，優先保障兒童而非成人性選擇。
兩篇論文的對比凸顯核心衝突：Desbuleux重視實證開放，Cuvalo強調兒童權利絕對。其他研究補充包括：Brown（2019）指出性愛娃娃市場以高度性化女性為主，反映社會偏見；Harper（2022）發現性愛娃娃擁有者多為中年單身男性，心理功能正常，但風險因素如孤立可能放大問題。
💥實證與倫理辯論的深化
實證真空是兩派的共識。Desbuleux的論文承認當前研究僅限小樣本自陳，易受社會期望偏差影響（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例如Loibl et al.（2023）的質性訪談顯示，禁令造成使用者焦慮，但無法證明因果關係。Cuvalo則質疑自陳可靠性：在持有屬於非法的情況下，使用者會誠實承認風險增加嗎？
倫理上，減害論借鏡色情研究：Diamond（2011）發現捷克色情合法化後兒童性侵下降20%，暗示替代品可轉移衝動。但反對者如Chatterjee（2020）則主張，娃娃強化「兒童可同意性行為」的幻想，類似虛擬兒童色情可能助長虐待（Seto et al., 2018）。
哲學視角上，Danaher（2017）提倡實驗方法，認為缺乏證據時，應開放試驗而非預設禁止；Strikwerda（2015）則從道德主義主張，性愛娃娃缺乏互惠，損害對兒童的尊重。
政策方面，Cuvalo論文強調聯合國公約要求各國保護兒童免於性剝削，包括間接形式（如娃娃正常化虐待）。歐盟報告（GCHR, 2024）指出，AI驅動CSAM需嚴管，以防兒童權利受侵。Desbuleux則警告，禁令可能反效果，包括把戀童者推向地下化，增加孤立與犯罪風險（König, 2019）。
💥AI聊天機器人CSAM型態互動的利弊分析
討論進一步擴展到AI聊天機器人模擬CSAM，這是2025年的新興議題。CSAM型態互動指的是AI生成兒童角色，參與性對話或情境模擬，常見於聊天機器人或自訂模型。與實體娃娃不同，這樣的互動純屬虛擬、沒有實體接觸，但卻更容易取得（雲端生成、無需運送），因此也更難以攔截。
一定會有很多讀者覺得：只不過是用「文字」進行性愛互動（sexting），就像是閱讀、創作情色小說那樣，真的會有什麼大不了的影響嗎？雖然至今仍缺乏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因為議題太新了），但只要回想我曾分享的好幾篇使用文字與虛擬情人「談情說愛」的最新相關研究（使用者比例日益增加，造成的各方面衝擊也陸續浮現），更進一步與AI進行「性愛」互動可能帶來的衝擊絕對不容輕忽。以下僅能先從本文兩篇核心論文的觀點切入，輔以有限的幾篇相關研究，初步進行拋磚引玉的討論。
潛在益處（減害視角）：類似Desbuleux所提到的論點，可將與AI進行性愛互動當作「安全閥門」。戀童傾向者可在虛擬空間發洩，減少對真實兒童的衝動。Lievesley et al.（2020）提議，將AI整合治療，如Dunkelfeld計畫中使用文字幻想管理吸引力。模擬互動可能減少強迫衝動與行為，如Harper（2022）發現娃娃使用者自述性趣轉移。此外，AI也可透過嚴謹的設定「拒絕」或「教育」使用者，強化使用者的界限意識（Woodward et al., 2024）。此外，比起實體性愛娃娃，AI成本極低、也沒有實體娃娃的保存問題，更適合進行遠距治療。然而上述益處目前仍缺乏實證支持，必須透過縱向研究、長期追蹤，確認這樣的介入方式是否能降低兒童性侵率。
潛在風險（零容忍視角）：Cuvalo論文認為與AI進行性愛互動可能正常化兒童性化、違反UNCRC。Stanford HAI（2025）警告，AI療法聊天機器人不如真人有效，還可能助長污名。在CSAM情境，AI可能脫敏（Desensitization）使用者，讓幻想轉為行動（2018 Seto的虛擬色情研究）。NIH研究（2025）測試AI療法機器人也發現，AI往往傾向認可用戶的有害想法，如自殘或虐待幻想，顯示界限設定仍不足。YSPH（2025）也指出，AI聊天容易放大偏見，若訓練資包含刻板內容，則會強化「兒童可被性化」的敘事。
法律方面，目前AI CSAM互動仍處於灰色地帶。歐盟AI法（2024）將高風險AI嚴管，但文字生成仍很難定義。美國並無相關聯邦法規，僅依賴平台自律（如OpenAI、Grok禁止CSAM內容）。倫理上，ResearchGate（2025）探討AI醫療之風險，認為會強化孤立，使戀童者更依賴虛擬互動而忽略真人治療。
💥結論
兒童型性愛娃娃、性愛機器人、以及AI CSAM互動的爭議，反映了科技與道德的拉鋸。Cuvalo（2025）堅持兒童權利、Desbuleux（2024）呼籲開放，分別代表了AI「擴大風險」與「減害運用」可能性的雙方意見。在兒童安全優先的首要考量下，亟需更多實證研究來填補真空，以及更多理性討論來面對問題。
若只是單純採取嚴刑峻法來面對、處理這個新興議題，不但是便宜行事的取巧做法，也難以真正解決問題 ─ 畢竟法規的修訂永遠跟不上AI、科技的快速進展，各種想像不到的新型態運用方式絕對不可能一一防堵，甚至往往連「亡羊補牢」都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