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前進亞洲投資發展，是大部份歐美跨國集團的一種狂熱商業行為，自九零年代中期就成了一股風尚。從那時起，世界銀行或是IMF都會定期發布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統計數字, 也就是海外投資來自哪些國家，進入了哪幾個主要國家，有多少百億美元等等的資訊。
對於普羅大眾或是媒體讀者而言，那些數字可以看出哪些國家經濟成長的狀態以及經濟形勢的榮枯。那些統計數字是宏觀經濟的重要指標之一，它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個別國家的股市牛市或熊市的走勢。
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若某一跨國企業，本身是法蘭克福或是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掛牌上市公司的話，任何對亞洲或金磚四國的大規模FDI，境外投資，有關訊息只要經由知名媒體披露，該公司的股價就會立即上揚。誇張一點的說，公司的市值瞬間飆高，其暴漲的數字，可能一夜之間就高過某一投資金額的總數。也就是說，投資動作才剛啟動，就已經回本了，這如意算盤任誰都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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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我服務的跨國集團，它是一家全資的私人企業。若它是掛牌的上市公司，那麼，我一直以來主張的穩健和保守的策略就完全站不住腳，自然也沒有辦法獲得任何人的支持；包含執行長本人。若說一個跨國集團是一座大山的話，山頂上有甚麼，山頂的人在想什麼，還真的不容易參透。真是所謂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換句話說，這個歐洲公司對海外的投資，主要着眼在市場佔有率的增高，擴大營收，獲取最大的投資獲利。當然，投資的風險等級是完全有必要被關注的。
單就獲利率而言，公司就有些微妙的定義區別，分公司負責人要是沒有正確的認識，很可能會遭受總部的責備，進而要求糾正。公司生意的本質是把位於發達國家生產的工業產品，經由公司的國際銷售網絡，行銷世界各地，尤其是開發中和已開發的經濟體。
在如此的框架之下，集團將通路上下游分成兩個成本中心(Cost Center)。一個是製造端的成本單元，另一個就是銷售端的，而利潤的獲取就須透過各國的分支機構來達成。最弔詭的是，製造端的固定投資龐大，回收年限的預估決定了內部發行的“對內交易價格”， 或稱Transfer Price。
為了製造端巨額固定資產的投資回報，須要相當高比例的預期利潤攤提埋進“對內交易價格”裡頭，這類機密是不會對分支機構人員透露的。
簡單的說，所有銷售網絡的建構，都是為了達成這個任務而設計，所有分支機構就只須開足馬力，攻城掠地就對了。這樣的組織功能底蘊，我當時是無法深度了解，也無人告知。
總之，這類生意模型(Business Model)，重視的是穩定的投資回報和生意的可持續發展，沒有必要像上市公司那樣，做媒體上的公關操作。就這一個角度，我稍後就比較理解，為什麼我極力辯護的保守安全策略沒有立即遭到否決，還有機會被召來做進一步說明。以當時自己還稚嫩的年代，我的運氣算是不錯了。
接下來，我的舞台就是那董事局會議，我的演出劇碼就是那一人“脫口秀”的專案報告。我須全力準備，去說服董事局的成員接受我的見解，同意我採取保守的策略繼續拓展公司版圖。這件事不但是為我自己努力，也必須讓我的朋友，這位集團的執行長，走出會議室時是帶著微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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