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彼此》是在 Project SEA Voice 底下的一系列訪談計畫，在這裡我會以化名呈現在台東南亞人的故事，以及台灣人對東南亞的真實經驗。
前幾篇訪談故事，多半從「離開家鄉、來到台灣」的視角出發，看見東南亞受訪者在異地生活、學習與工作的經驗。
而今天的主角換了一個位置：
他不是離開家鄉來到台灣的異鄉人，而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J。
J 在跨文化工作的第一線，看見：真正拉開距離的，往往不是文化，而是我們站的位置。
當少了身分高低與角色分工，人與人的接觸反而變得單純。
也讓他忍不住反問：是不是我們把日子過得太緊繃了？
台灣長大的 J，在跨文化工作中重新理解世界
J 從小在台灣成長，他的跨文化視角是來自工作中的經驗。
過去幾年，他在學校體系中擔任國際事務相關職務，負責與海外姊妹校的合作交流、接待外籍學生。此外，J 也經常陪同高階主管出國參訪，有許多國際參訪經驗，也與當地的校友聯繫。
在這樣的位置上，他既是制度的一部分，也是跨文化互動的第一線窗口。
工作與旅遊之間，看見不一樣的東南亞
J 對東南亞的接觸經驗，一半來自工作，一半來自旅遊。
這兩種情境，讓他看到非常不同的樣貌。
在工作場合，他接觸的大多是學術圈的校友。這些人通常曾在國外取得碩博士學位，回到母國後在大學或研究單位任職，生活條件相對穩定，有人已經買房、蓋房，生活步調從容。那樣的東南亞，與台灣並沒有太大的距離。
但在旅途中，他接觸到的人群就完全不同了。
一次在泰國搭公車的經驗，讓他至今仍印象深刻。
那是一位負責收錢的公車工作人員。一路上，對方的表情緊繃而僵硬，動作熟練卻沒有多餘交流。直到 J 下車前，詢問是否能拍照留念，對方短暫猶豫後點頭，並在鏡頭前露出了整趟旅程中唯一的一次笑容。
一次在泰國搭公車的經驗，讓他至今仍印象深刻。（照片提供/ J）
把東南亞放進世界比較
因工作關係，J 也曾前往非洲、美國與南美洲。
在某些非洲國家，他遇到的是戒嚴狀態下的生活氛圍。街道高度管控，即使工作結束，也難以自由探索城市。相較之下，東南亞國家雖然仍在發展，但多半已走過那樣的極端階段。
美國則呈現另一種狀態。作為已開發國家，制度穩定、資源豐富，但城市中流動的遊民問題，也提醒他：某些社會問題，往往是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才浮現。
南美洲作為台灣的邦交國，反而讓他感到親切。氣候、生活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方式，都與台灣相似。
「我們是不是過得太緊繃了？」
在這些跨國移動中，最讓 J 反覆思考的，不只是文化差異，而是生活步調。
無論是東南亞、南美洲，甚至是美國，他都感受到一種相對放鬆（layback）的氛圍。這樣的感受，讓他開始反思：是不是台灣人過得太緊繃了？
這種緊繃，也體現在工作層面上。
J 回想在過往工作經驗中，台灣夥伴通常會期望在隔天或短時間內得到回覆。 和外國夥伴的回覆時間可能需要拉長到一週，甚至需要提醒。
J 笑著用 MBTI 來形容這樣的差異：台灣人很像 J 人（Judging），重視效率、結果與時程；而許多外國夥伴則更接近 P 人（Perceiving），事情往往在最後一刻、或真正有動力時才開始推進。
他也分享，這樣的差異或許與台灣長期想被世界看見、被認可的歷史背景有關。
台灣在發展過程中一直積極地想爭取外部認同，這體現在產業、文化發展和人際交流上，使得台灣人相對其他國家夥伴更積極想要證明點什麼。
那種「想證明自己」的心情，慢慢內化成生活的節奏。
移工和勞工
在訪談過程，我也和 J 特別討論到一個詞彙的選擇：「移工」和「勞工」。
J 認為「勞工」在語意上隱含著一種上下關係，好像對方是「來替我工作的人」，把自己站在更高的位置。
「移工」指的則是移動到這裡來工作的人，只是移動的方向不同，本質上仍然是和我們一樣，在生活、在工作的人。
相較之下，J 選擇用「移工」這個詞來取代「勞工」一詞。
這樣的想法，來自他大學時期在新竹工廠實習的經驗。那段時間，他有機會與多位東南亞移工長時間相處，真正理解他們的生活狀態。
移工一週工作六到七天，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家鄉給孩子。有人心裡其實有其他夢想，比如成為髮型師，卻因現實條件，被迫在工廠裡做著高強度、反覆的工作，手經常受傷。
沒有利益高低，人與人的距離反而最近
J 回想自己最一開始接觸多元文化，是在大學時期。
當他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一起分組報告、討論、解決問題時，那樣的關係沒有誰服務誰，也沒有資源分配的落差，只是為了完成一件共同的事，必須並肩合作。
在沒有利益高低的情境裡，國籍不是第一個會被注意的標籤。
後來，在處理校地議題時，他和夥伴們嘗試用「料理」作為媒介，邀請印尼與越南學生會的成員，一起走進在地居民的廚房。那頓飯實實在在地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J 有感的分享到：台灣人其實是願意交流的，只是很多時候缺乏一個機會。
在文化共融之前，先放下「我們」
J 認為，台灣社會其實已經意識到多元文化共融的重要性，也正在努力往那個方向前進。只是這些努力有時顯得笨拙而沉重，甚至被過度包裝成口號。
問題或許不在於做得不夠，而是出發的位置仍然太習慣站在「台灣人」的主體角度，去設計活動、去定義什麼是共融。
本文重點回顧
回顧 J 的跨文化經驗，從國際事務的工作現場，到旅途中短暫卻真實的相遇。
當少了角色高低、少了主體與客體，人與人的接觸，反而變得單純而真實。那些沒有被設計過的瞬間，才真正讓彼此靠近。
或許，跨文化不是學會如何融入他者，而是在鬆動之中，看見原來我們早就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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