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定共產主義體制於中國七十年間所展現的若干治理能力與制度成果後，若要完整理解其影響，也必須誠實面對其所伴隨而來的結構性缺點。這些缺點並非偶發失誤，而多半源自制度本身的設計邏輯，在長期運作下逐漸累積，對社會、經濟與個體層面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權力過度集中所帶來的制度風險。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建立於一黨長期執政與高度集權之上，缺乏實質的權力制衡機制。當政治權力、司法權與監督權高度合一時，制度的自我修正能力便大幅下降。即使政策方向明顯錯誤，也往往難以及時糾偏，因為承認錯誤本身，可能被視為對政權正當性的威脅。這使得決策品質過度依賴少數領導者的判斷，而非制度性的討論與辯證。
其次，是言論空間與資訊流通受限所造成的長期代價。在高度管控的體制下，媒體、學術與公共討論往往受到嚴格限制，社會難以形成真正開放的公共辯論環境。這不僅影響公民的表達權利，也直接削弱政策品質。當基層問題無法順利上達、專業批評被視為政治風險時，決策者接收到的資訊往往經過層層過濾，最終形成「只剩好消息」的治理盲區。第三，在經濟層面，共產主義體制長期面臨效率與創新誘因不足的問題。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引入市場機制，取得顯著成長，但核心資源與關鍵產業仍由國家或國有企業掌控。這種結構容易造成行政干預過深、資源配置扭曲，以及「關係型經濟」盛行。企業成功與否，部分取決於政治連結而非市場競爭，長期下來，將抑制真正的創新動能。
第四，是個體權利與國家目標之間的長期失衡。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強調集體、穩定與國家發展優先，個人權利往往被視為可被犧牲的變數。這種思維在短期內或許能提升治理效率，但長期而言，會削弱社會的活力與創造力。當人民習慣於「不發聲、不質疑」以換取安全與穩定，整體社會的風險承擔能力與創新精神也隨之下降。
第五，在官僚體系膨脹與責任模糊方面，長期一黨執政容易形成封閉的官僚結構。升遷機制高度政治化，使得官員更重視「不犯錯」與「表忠誠」，而非解決實際問題。責任往往向下轉嫁，功勞向上集中，一旦出現系統性問題，難以明確追責。這種結構不僅降低行政效率，也加深人民對體制的不信任。
第六，從社會層面觀察，思想單一化與價值壓縮也是長期缺點之一。當官方意識形態被賦予高度正當性，其他思想與價值體系容易被邊緣化甚至污名化。教育與宣傳體系若過度強調單一敘事，將限制年輕世代的批判思考能力，使社會對外在變化的理解趨於簡化與對立，反而不利於真正的自信與成熟。
最後，在制度可持續性上，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面臨一個核心矛盾：它在經濟上大量使用市場機制，在政治上卻維持高度封閉。這種不對稱結構，在成長期尚能運作，但隨著社會中產階級壯大、資訊流通加速、人民教育程度提升，治理成本將不斷上升。若缺乏制度性調整空間，壓力只能不斷向內累積。
總結而言，共產主義在中國施行七十年後，其缺點並非單一事件造成，而是制度邏輯長期運作的結果。它在提供穩定與效率的同時，也付出了自由、透明與制度彈性的代價。理解這些缺點，並不只是為了批判某一體制，而是提醒任何社會：當權力過度集中、監督不足、思想受限時，無論制度名稱為何，都將面臨相似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