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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籍資訊
書名：《島都之河：匯流與共生， 淡水河與臺北的百年互動》
作者：顧雅文 , 李宗信 , 簡佑丞
出版：春山出版 2025/08/19
二、書籍介紹
由於本土歷史教育與「地方學」長期存在空白(p.20)，對於水環境治理，處在專家決策而失去民間動能、人與環境疏離的狀態。淡水河流經台北盆地，但是居住其中的人，卻過著與河水隔離的生活。一道道堤防與屋舍，阻絕了人們走向河邊的路。現代化都市發展，使得人與河流爭搶空間(David Blackbourn，2018)。在人們的記憶中，河水從帶來豐饒的資源，變成需要防備的災害，人因此加大了治理河川的力道，戰後對於首都的規劃，使得淡水河呈現今日的樣貌。
1992年起，台北縣委請歷史學者探討淡水河流域變遷史，六年後，出版的專書指出「唯有認識自身鄉土的過去，進而親水愛河，才能解決污染與生態的種種問題。」(p.20)。本書採水文化視角檢視淡水河流域，剖析不同時空背景下的人群，在不同政經、社會、技術、環境條件下，對淡水河的感知、與淡水河的互生關係。在氣候變遷加劇的今日，探討人們該如何認識水、利用水、治理水。
本書由人與環境互動的觀點來介紹淡水河流域的水文特徵。作者提出兩個重要觀點，其一是淡水河的治理與首都台北市的發展密不可分，其二是災害是人與自然共同建構的結果，河之利與河之災，反映人與環境的互動。
淡水河在探險家眼中，具有變化莫測的特性， 作者爬梳史料，由斯文豪（Robert Swinhoe）的探險足跡開啟篇章，介紹由大漢溪、新店溪與基隆河匯聚而成的淡水河。探究淡水河之名從何時開始出現，可以看出人對環境認識的程度。早先淡水河各段之名依流經聚落而生，而當「淡水河（Tamsui River）」一名確立，河流便擁有了專屬的主體性，不依附於聚落或山脈。淡水河由此成為可被測量、可被記錄的對象，有了完整的流域概念。並對比史料，探知淡水河的水文變化。由水文變化，可以看出「匯流」是理解淡水河的關鍵字。淡水河由三條支流匯流而成，且降雨穩定，因此水量充沛，沒有明顯豐枯期。因此淡水河河道，相比台灣其他河川，變動不大。其水源充沛、流量穩定，卻也因下游與潮汐相會而頻繁氾濫。這種獨特的自然特性，孕育了人們對水的依賴，也開啟了觀察河流的獨特視角。
書中提到瑠公圳，闡述過往的台北平原曾經是水田，不同於今日。從清代到日治初期，河流主要用於灌溉、水產養殖與商貿通航；日治時期，台北平原開始都市化，原先的水利灌溉系統，轉變為道路及工業(輕工業)用水。也開始出現自來水、下水道系統等水利設施。並且提出對流域居民而言，淡水河不僅是生產之利，更是融入日常生活的精神慰藉，人對河流的依賴在現代化進程中反而更加深厚。
透過官方紀錄與耆老記憶的落差，作者提出重要論點：災害是人與自然共同建構的結果(p.214)。河水本是中性，但當人類對河流的依賴愈深，愈無法忍受環境的短期波動，洪水才因此被定義為「洪災」。「人對河的依賴越高，越無法忍受河水或土砂的短期變化」(p.191)、「真正讓洪水成為洪災的，是人們對河流的依賴」(p.214)。淡水河的洪災，不是單純的自然災害，而是人跟環境⼀同建構出來的。
流域居民因應河水變化，發展出與西方氣象學不同的地方經驗性知識，找出跟河水的共存之道。除了高腳屋、半樓仔、埤塘、大水溝等硬體措施，讓路於水；也透過共同屯墾、協調資源、集體動員的方式，創造一個共同體，來分擔災害帶來的風險，提升社群災害的韌性。洪災帶來損失，在群體記憶中留下刻痕。正式的祭祀儀式，既是將災難納入集體記憶，也是再一次加強人際連結、同時尋求與環境和諧共處的可能。
台北城的發展，決定了治理淡水河的方式。官方河水治理的起點(近代都市建設)，與最後的未竟之業(戰時體制)，放在城市發展的脈絡中，才得以充分理解。日治時期開啟了現代治理的之端。初期為了方便航運，總督府透過專業技術人員精準量測，將河流「定量化」，以便找出「有用之河」。隨著現代設施的興建，洪災的意義改變。洪水破壞的，不只是較易回復的耕地，也是維運成本更高的鐵道、市街、工廠等現代化設施。同時，對於河流利益的定義也在改變，「將無用之河轉為有利之地，成為開展治水工程的主要動力」(p.300)。無論是奠基於之前治理政策、民間意義專家大量參與的「台北洪水防禦案(輪中堤)」，或是採納當時國際最新治水理念、規劃流域總合開發、分段治理，欲同時納入河水之利(灌溉、航運、發電)及防治河水之害(洪災、淹水)的「昭和水利計畫」，都顯示出治理方案並非單純的工程問題，而是緊扣著都市發展的脈絡與需求。
書中最後聚焦日治到1980年代，政府、市民、水利專家等各方的防洪思維與規劃，探究城市地位的變化如何影響河流的治理。「戰後的治水計畫，是淡水河最終改變其樣貌的依據」(p.27)。戰後大量移民遷入台北平原，其中不乏政要，使得台北盆地的水患從地方層次提升為國家級的安全課題。印證了「災害是由人與環境共同建構」的觀點：洪水雖是自然現象，但因人類蒙受損失而放大了災害，進而強化了治理的力度與需求。治理重心從流域總合開發，轉變為防災，目的是保證「首都」台北市的安全(p.28)。然而，治理方案的抉擇從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經濟與社會利益折衝後的產物。水利工程無法「一勞永逸」，正因其牽涉廣大害關係人，更需要持續的溝通與對話。
結語則回顧淡水河的歷史圖像，籲請共同思考未來。在氣候變遷的挑戰下，透過探詢水歷史與水文化，推動「公私協力」的河川治理模式。共同打造具備環境韌性的共生城市。
三、評論
面對當前氣候危機帶來的危難，環境治理已成重要議題。而與過去不同的治理思維正在逐漸成形。本書作者透過對史料的深度爬梳，以長遠的歷史視野，觀照河流與人類文明的互動。文中深刻揭示了百年來淡水河與台北城市發展的依存關係。在不同的科技進程與社會發展階段，依河而居的人類聚落，對河流展現了各具時代特性的治理與規劃藍圖。當我們立於氣候變遷這場人類世的新地質劇變的轉折點上，現行的治理思維必須進行深刻的跨域轉向。這種轉向不僅體現在地理疆界的跨越，更需涵蓋學科領域的整合以及歷史時間向度的反思。唯有透過不間斷的多方對話與跨界思考，我們才能在變動不居的自然環境中，尋獲人類與環境共存、共榮的永續路徑。
書中結語提及「流域學校」，則象徵一種從下而上、具備守護環境與建構生活場域雙重意涵的治理轉型。其運作核心建立在三大宗旨之上：首先，確立固定的水環境關心場域；其次，透過常態化教育活動，在日常生活中形塑具備環境意識的「流域公民」；最後，當水環境遭受侵害時，能以具體的守護行動介入治理。這種模式的核心在於將普通公民轉化為具備能動性的「民間異議專家」(周桂田，2024)。以「川之島流域學校」為例，其運作體現了當代環境治理的關鍵轉折。強調公民科學的專業化，透過系統化的監測訓練，不僅增加了具備調查能力的公民數量，更提升了環境數據的科學品質。這種參與讓公民能深入理解科學調查的邊界與侷限性，使公共議題的討論從感性訴求轉向基於證據的理性對話。
透過社子島鳥類調查、華江濕地生態調查及三峽河鳥類調查等實地行動，公民不再是被動的政策接收者。他們藉由長期對自然生態的體察，轉化為擁有在地實踐經驗的「異議專家」，在面對不當開發或政策失靈時，能以科學化的證據與對話能力，代表環境發聲。這種公民培力過程，是在淡水河流域內重建一套治理網絡。當公民具備了「看見」環境變化的能力，並擁有「描述」環境危機的技術時，民間力量便不再僅僅是政策的干擾，而是推動跨域治理、抗衡權力壟斷的轉型關鍵。這種透過行動與對話建構的共生願景，正是應對新氣候體制下最具韌性的民主實踐。
環境治理的演變，始終是一場關於「誰擁有定義土地之權力」的殊死戰。對照德國 250 年來治理萊茵河的經驗，我們看見，歷史不只發生在時間的長河中，更具體地銘刻於空間與地貌的改造之上(David Blackbourn，2018)。現代德國的崛起，本質上是一部與「水」糾纏不清的鬥爭史。這場跨越 250 年的宏大工程，將「水」從自然元素轉化為服務政治與產業的工具。十九世紀上萊茵河的裁彎取直，不僅是為了航運與貿易，更是空間整飭。這種對地貌的「塑造」，將複雜、多樣的濕地生態化約為可統計、可測量的國土資源。
這種對自然的征服史，始終伴隨著權力與暴力的陰影。二十世紀的水壩建造與土地改造，與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對生存空間的追求緊密交織。Blackbourn開創的「全歷史」格式，打破了人類史與自然史的藩籬。在德國這片「水鄉澤國」的螢幕上，投射的是社會變遷中的恐懼與希望。
如果我們引用拉圖的觀點，將河川，當作一個與人相當的主體，其中的生物、非生物也作為與人相當的主體，一起展開對話。我們會有怎麼樣的治理方式產生？
在《讚美洪水：文明的干預如何抑制河流的重生？》中，James C. Scott強調河流的主體性。河流並非地圖上靜態的線條，而是擁有獨特性格、歷史與生命歷程的活體。每條大河都如同薩滿或哲人，有其誕生、興盛、衰老乃至死亡的傳記。研究河流必須跳脫智人短暫的「三代思維」，進入漫長的「河流時間」。進一步拆解人類中心主義。工程師視之為電力，公衛專家視之為水源，商人視之為航道。這些觀點將河流簡化為獲利工具。但是若將河流視為各種生命形式（昆蟲、魚類、淡水豚、植物）的集合體，人類僅是其中一個少數黨。真正的「河流公民」應包含流域內所有依賴流水、淤泥與養分維生的非人行動者。河流是人類試圖控制自然的「首選實驗室」。管理氾濫平原與灌溉水利雖是國家治理的起源，卻也展現了人類中心主義的盲點，人類至今仍無法完全理解自然系統的複雜性(James C. Scott，2025)。
在《征服自然: 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現代德國的形成》中，作者亦提及，在人與環境交互影響的過程中，石蛾、鮭魚、狼群等物種也是與人類進程平行的行動者。人類、生物體與河流共同參與了歷史的編織。 當我們意識到「純粹的自然」早已不復存在，所有的「再造」本質上都是人類使用方式的重新設定。這種觀點超越了征服自然，將環境治理置於可逆與不可逆的思辨之中(David Blackbourn，2018)。
從淡水河的治理轉型到德國的「水文歷史」，我們得以透過「河川誌、地方誌、人物誌與生物誌」的交織，還原歷史現場的決策矛盾。治理不再是單向的工程計畫，而是跨地域、跨領域、跨時間向度的跨界思考。當我們在人類世中尋求新的平衡，德國的例子引領全球從人性化的角度重新思考環境：治理不是為了終結自然，而是為了在歷史的紋理中，發明一種能與河流、物種及蓋婭共生的和平路徑。
參考書目：
顧雅文 , 李宗信 , 簡佑丞 ，《島都之河：匯流與共生， 淡水河與臺北的百年互動》，春山出版 2025/08/19
周桂田，《氣候變遷社會學：高碳社會及其轉型挑戰（修訂版）》，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24/01/19
David Blackbourn，譯 胡宗香，《征服自然: 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現代德國的形成》，衛城出版2018
Bruno Latour，譯 陳榮泰, 伍啟鴻，《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群學 2019/07/26
James C. Scott，《讚美洪水：文明的干預如何抑制河流的重生？》衛城出版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