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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描寫基隆港碼頭工人，在時代變遷下，面臨結構性失業，因此失去工作空間與生活空間，也就失去社會網絡跟自我認同，而走向失能（gâu）[1]。作者魏明毅走進碼頭工人的實際生活現場，找到工人的生命軌跡，由此辯證工人們的生命情境，跟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碼頭興衰，息息相關。
作者追溯基隆港的發展軌跡，將碼頭工人置於國際貿易的脈絡中，描述了臺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影響下，國際貿易有降低成本、尋找低廉人力與物料的需求，加上台灣的政治經濟考量，基隆港成為全球貿易的一個重要節點。從日治時期開始，碼頭就需要大量苦力進行裝卸貨。隨著全球化時代來臨（1970年代），機械逐漸取代人力，部分工人成為「工人頭家」。進入2000年代，基隆港因同樣的新自由主義考量，逐漸被國際航線拋棄，從國際運輸港轉型為觀光港，並實施港埠民營化。在港埠民營化後，工會的庇護不再，大批壯年失業工人難以銜接外部世界的工作，而在碼頭的工作也無法回到往昔的光景，這深刻影響了他們在工作空間中的互動與生存狀態。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串接起地方與國際，帶來了工作機會。然而，當浪潮退去，身在其中的工人便成了受困者。他們不僅受困於過往的生活與成長脈絡，更受困於作者在結尾所批判的結構性失範。作者以馬克思理論為框架，批判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地方社會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台灣不只是被動接受全球化浪潮。國家跟其中的行動者，可成為有思想有作為的、銜接地方與國際的行動主體，改寫接連與掛斷的必然結局（魏明毅 2016:210-211）。
作者憑藉其心理諮商背景所培養出的擅長傾聽，與報導人建立起信任關係。這使得報導人不只回答問題，更願意嘗試說出那些身為男性、在既定文化氛圍下難以啟齒的「什麼」。作者以心理師的敏銳直覺去捕捉這個「什麼」，發現碼頭工人在港埠民營化後，普遍存在「找不到自己的地方」的焦慮。這份焦慮的根源，除了原先賴以生存的工作空間消失、工作時間零散化、報酬降低之外，更深層的原因，回歸到他們的社會網絡、文化氛圍與性別角色。
作者在捕捉工人們的觀點時，相當敏銳。儘管由於性別限制，作者可能未能完全進入所有場域，但透過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成功在工人的話語與行動間，捕捉了他們生活的大部分面貌。一個關鍵的發現，是工人們對於結構性失業的理解。工人們不會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貿易，使得他們失去選擇，會認為是自己不夠gâu。
作者記錄了碼頭工人之間用來相互評價的核心詞彙：「gâu」。gâu有「有本事」的意思，稱讚一個很會賺錢的人會說他是「gâu-lâng」。在港埠民營化之後，工人們認為能夠接到更多訂單的公司，就是因為裡面有比較「gâu」的人。對於碼頭工人而言，「gâu」的程度，深刻地關乎到他們是否「像個男人」。根據作者的書寫，碼頭工人在所處的文化氛圍下，自我認同主要是透過能夠賺取豐厚的薪水、在朋友之間展現出慷慨豪邁的相處方式、能夠作為家庭的經濟支柱、有能力照應更多女性、甚至另組家庭，這些標準來建構。
基隆港碼頭是一個特殊空間，隨著全球化興衰而起落。在碼頭興盛時期，聚集大量前來討生活的人，因此形成周邊報關行、苦力、機械操作、食攤、茶店仔等相關產業，形成了獨特的工作空間與生活空間。工人穿梭於貨輪、候工室、附近的食攤、茶店仔，甚至紅燈區，構築了他們日復一日的生活。過去，碼頭工人因有工會保障和豐厚薪水，形成了互助、相互代班的風氣。在無工作時，他們會吆喝著一起吃喝玩樂，強烈感受到同事間的情誼，形成集體文化。碼頭失去國際地位後，工會因財務困難，配合國家政策，轉向民營化（港棧埠民營化）。民營企業為壓低成本，導致工人報酬大減。由苦力脈絡發展來的碼頭工人集體認同（工會），在民營化以後被打散，從工人群體變為孤身工人。
工人賺不到跟過往一樣豐厚的薪水，不再吆喝玩樂、光顧茶店仔，而是簡單果腹、下班即回家，從「家庭中缺席的父親」轉變為「返家男人」。當工作空間與生活空間被改變，使得大批習慣穿梭其間的工人開始「找不到自己的地方」。他們隨著工作建立起來的伴文化也隨之消逝。這些碼頭工人大多是外來者，基隆本地人通常不選擇碼頭工作。他們日夜生活在碼頭這個特殊空間，因此外於基隆當地社會。同時，由於他們的社群網絡都在工作中建立並與工作相關，也使得他們外於家庭。
這場改變是崩落式的。當工作職位消失，其他的改變也隨之而來，工人們因此生活失序、抽離，脫離了原先有尊嚴、有生存感的日常情境。「工作不只是一個位置，它同時也影響著人如何看待自己、能與什麼樣的人互動、可以在什麼樣的時間行走在哪些地方。」（魏明毅 2016:200）
當面臨結構性失業、改變崩落式發生後，原先就外於基隆當地社會的碼頭工人，其因工作而形成的社會網絡也隨之瓦解。當他們從「缺席的父親」轉變為「返家的男人」時，卻發現自己在定義的父親角色中，反而一再地流露出疏離與失職，與他們原先設想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格格不入。作者親眼目睹報導人發生家庭衝突時，工人那種沉默的狀態，如同碼頭上的靜寂，深刻反映了他們在家中難以言喻的困境。在作者筆下，碼頭工人失序的結局，被詮釋為碼頭工人在全球化體系下，面對工作與生命空間崩解時，失去能動性的一種結構性回應。
另一個關鍵，則是工人有意識地區分幾種不同的女性場域。他們將家內女性（配偶）視為承擔家庭責任的角色。茶店仔被工人視為是「聽男人說話的朋友」，是一個情感交流與休閒的空間，與家庭及紅燈區有所區隔。紅燈區則被工人界定為解決生理需求、進行一次性性交易的場所。書中描寫到的兩位主要女性角色，清水嫂是配偶，而阿姨仔則是聽男人說話的朋友。有工人提及自己的妻子，便說「他幫我顧家庭，我這輩子都不會對他大小聲」。而女性的視角顯然不同，當清水嫂談及丈夫對婚姻不忠時，她用「對不起我」來描述這種狀況，這句話是基於配偶的角色位置，體現了她在婚姻關係中的視角。
作者最初由自殺議題切入，試圖尋找田野，然而進入田野的過程並不順利。因此，作者轉換視角，將研究重心轉向碼頭工人的實際生活現場，去找到工人的生命軌跡。作者主要透過訪談與參與式觀察進行研究，採用「先記錄不分析」的方式，為田野對象書寫了細膩的民族誌。民族誌書寫的主旨，在於將研究者自己置身於「他者」的生命經驗之中。如同作者所述，其研究核心是「仔細觀察和記錄報導人說了什麼、沒說什麼、想表達什麼、對誰說、以及如何行動、如何回應」（魏明毅 2016:44）。這些深入的觀察，讓作者得以從會談室的限制中解放出來。他從片段的會談轉向更廣闊的田野，從而看見田野對象的整體生命、其生活現場，以及「什麼」造就了田野對象的現狀。因此，作者最終記錄到的，不是單一個體的內在困境或個人選擇，而是基隆港碼頭工人的集體困境。
[1]作者在第三章〈作為一個男人：gâu〉之中，詳細記錄了工人們使用這個詞的意涵。gâu除了能、有本事，也跟男子氣概有所連結。（魏明毅 2016:126-140）
參考書目：
魏明毅，2016，《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台北：游擊文化。
楊鈺池、于惠蓉，2002，〈台、日、韓港埠作業民營化之比較研析〉，《東北亞研究論文系列 No.15》，頁13。
George Ritzer, Dougias Goodman，譯 柯朝欽、鄭祖邦，2004，《社會學理論（上）》，頁8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