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酒店的樓上。
酒味、煙燻，未成年的妝。
她是中輟生，也是深夜裡的酒促小姐。
每天，
她在煙霧裡吐出笑容，吸引酒客。
明明該在課堂，
卻在杯盞交錯之間，
揮霍早熟的靈魂。
警察來了，她說她回家了。
老闆笑了，他說他不知情。
最讓人寒心的，
是一行輕描淡寫的訪視紀錄。
紀錄裡寫著：
問題似乎來自學校。
因為學校阻止孩子打工，
孩子才選擇離開。
我讀著那幾行字，
心裡的火慢慢燒起來。
在這場崩壞的劇本裡，
很多人都很忙。
有人很遠，
有人沉默。
家長不見了，
責任成了空白。
有些單位跨區，
有些程序還在等待。
孩子的人生，
卻沒有那麼多時間。
只有學校，
是真的在追蹤，
是真的在焦慮。
結果，
最用力的人，
反而成了最現成的箭靶。
這是一個幾乎解不開的死結。
公權力轉身，
系統各自運作。
最後所有的重量，
又回到了導師與專輔老師
那支打不通的電話上。
再次聯繫上她，
是因為她怕被收容，
也怕不能上班。
她慌忙跑回校園。
不是為了求知，
而是為了求生。
我們跟她要電話。
依然是空號。
我們看著她的背影。
依然是一團迷霧。
教育者的悲哀，
有時不在於學生的頑劣。
而在於我們拼命想拉住孩子，
整個世界，
卻都在鬆手。
我們只能繼續聯繫。
繼續關心。
繼續等待。
直到她畢業。
或者，
直到她徹底消失在
那個酒店的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