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日治時期，曾一度實施過類似的「笞刑」，這是一種以竹片打罪犯臀部的刑罰。在過去曾在日本實施，但明治維新後便已廢止，但1904年，總督府開始實施「罰金及笞刑處分例」，此後又於1921年被總督田健治郎廢除。該刑前後於日治時期實行約17年。
而經濟學者李維倫曾經以此為題，在〈日治時期台灣笞刑之研究: 以竊盜罪為例〉一文中進行了實證研究，用以估計笞刑與其他徒刑的效果。利其用了日治時期州廳等級的犯罪統計，其迴歸分析發現了相當特殊的規律。
第一個是以關到牢裡的徒刑來說，與阻嚇效果與所得水準相當有關，在日治初期，徒刑的阻嚇效果並不大，根據該研究的統計，臺灣要等到農業所得上升到1930年代的水準，才方具備阻嚇效果，這主要是「爛命一條，不怕蹲牢」，人民要有一定的所得，其入獄的機會成本才會高。
其次，與徒刑不同，在低所得情況下，笞刑一樣有效。日治初期的竊盜罪破案率約兩成，又在笞刑制度廢止前，被抓到的竊盜犯中平均有只有一半會真的被判笞刑因此，如果把每位被判笞刑者的笞數增加 1 下，從整體預期值來看，一般竊盜犯實際「預期」會挨到的笞數只增加 0.104 下(因為不是每個犯人都會被抓且被判刑)。
於是，按照該研究的估計，依此類推，如果把每位被判笞刑者的笞數都增加 10 下，平均每年的竊盜案件數就會減少 3.4%，當然該估計是以臺灣日治時期的社經狀態為準，並不確定同樣的數字，放到工業社會，會變大還是變小。
作為當代臺灣的對照，更適合的或許新加坡的資料，而新加坡鞭刑來自於大英帝國的《海峽殖民地刑法》，海峽殖民地刑法抄自印度的殖民地刑法，印度殖民地刑法則又參考英國，其立法參考的是聯合王國的Birching（樺條鞭笞），在英國，該法於二戰後廢了，但到了1960年代仍部份實施。
至於在新加坡，不用樺條，改用藤條，由馬來西亞進口Cane(或Rotan)，該刑於是Caning，保留至今。筆者尚未找到跟新加坡鞭刑有關的研究，並不曉得新加坡的鞭刑是否有相關的統計分析。
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