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職考古題】10：打人的孩子怎麼了

無論是在有許多小孩的教育現場，或者家裡僅有一兩個小孩的教養現場，打人的孩子大概總是讓大人們特別擔憂操煩。

大人們一方面擔心小孩是不是會因此而長歪，「小時候打父母，長大了打總統（咦，聽起來還不錯？）」之類的；另一方面，身為似乎有連帶責任的教育者或父母，面對那些被打的大人或小孩的心情或情緒，心裡不免有很多心虛和忐忑。

像是阿風這樣的孩子，就令人特別頭痛。每當他跟其他孩子的意見不合的時候，他就會出手打人，也許是把某個東西搶過來，也許是讓對方不敢再反對他，也許就只是一時氣憤。

面對這樣的孩子，我們該怎麼辦呢？

在這篇文章裡，我要先試著說說常見的幾種看法與解決方式，最後再提出我對阿風這樣的孩子的觀察與想法，並且提出在教育上我認為恰當的作法。

有許多成人在面對小孩打人的問題時，不去探究小孩打人的原因，只關心如何防止小孩再打人，直接尋求讓小孩不再打人的方法。面對這樣的成人，也有很多教養專家或「民俗療法」投其所好，提供各種技術或花招。

過去最主流的作法大概是各種類型的「處罰」，比方說我在許多關於體罰的演講裡，都聽過有人想藉著打小孩來教小孩，「打人是錯的事」。

這種方法的心理學原理是「操作制約理論」，想把「疼痛」、「恐懼」這些負面的感覺跟他剛做的行為（打人）連在一起，建立「負面刺激（疼痛／恐懼）——剛做完的行為（打人）」這樣的連結，讓他記住這個連結，而不敢再去做這件事。

這個作法訓練人類外的大多數動物也許很有用，但要用來訓練人類就不太行了。因為人類的思維比其他大多數動物複雜太多。就以上面那個「透過打小孩讓小孩知道打人是錯的事」的例子來說吧，小孩不用想得太複雜就能發現，用打人來表達「打人是錯的」這件事，是十分矛盾的作法：如果打人就是錯的，那你也不應該打我。

假如小孩對世界有更多觀察，在這些被打或受其他懲罰的經驗裡想得更多一點，就會發現「那些特別有力量的人打人、使用暴力，根本沒人敢打他」，於是他可能就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只要我比別人更強大，就沒人可以打我了」。於是當小孩的身體長大到了能夠反抗大人的青春期，就一口氣增加了一大堆「管教失靈」的例子。

還有一種常見的作法，是「先打他，再跟他解釋為什麼不能打人」或者「先跟他解釋為什麼不能打人，再打他讓他記住教訓」。這個路數其實非常奇妙。如果我們仔細推敲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會發現，行為控制（打小孩）跟講道理（解釋事物的原理）根本上是互斥的兩種行為。

行為控制是要喚起人對某件事情的恐懼，讓他「即使想做，也不敢去做」。當你打了小孩成功喚起他的恐懼，是要跟這個正在恐懼的人講什麼道理？他怎麼聽得進去？

所以，用打人或其他處罰方式來傳達「不能打人」這件事情，小孩學會的通常是：「打人不能被大人發現」。就像前天我跟我老婆走在街上，我偷看經過身邊的馬尾女孩被她發現時，她狠狠瞪了我一眼，她後面說了什麼我都不記得了，我只知道以後千萬不能這樣做——或者要更有技巧地做。

另一種情況「先講道理再打」也一樣。當你剛講完道理，就立刻打小孩喚起他的恐懼，根據操作制約的理論模型，這時候連起來的不是「打人——挨打」這組連結，而更可能是「聽大人講道理——挨打」這個非常奇幻的連結。

但也有一種看法，認為成人應該要先「看懂孩子的行為」、「穿透孩子行為的表象」，才能真正擬定出協助小孩的方法。

比方說從兒童發展的角度來看，打人有可能是那些「缺乏表達方式」的小孩，在表達自己時所採行的一種途徑。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裡，成人不必將這些行為視為一種「暴力」，而可以將它視為一種比較本能的「表達」。

以我們家小孩的狀況來說，在小孩的拳頭小小的時候，他生氣時會用小拳頭揍我，但當他看過一百集蠟筆小新之後，他現在生氣時會把臉頰鼓起來…..。從用小拳頭打人（糟糕覺得有點浪漫）到用「蠟筆小新生氣法」，中間經過了很多種表達方式，像是大喊「我不要我不喜歡」、趴在沙發上散發出怨恨的氣息等等，無論我家小孩用哪一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我們都盡量全力回應，給予一樣的重視與關注。

隨著小孩發展出的表達技能清單越來越豐富，假若每一種表達方式都可以被充分接納，那麼小孩自然而然會選擇成本較低、較輕鬆的方式來表達自己，而不必用打人這種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的招式。

還有一種說法，則是將小孩打人的行為視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在某些時候，小孩因為其他的表達方式太過麻煩或無效，而選擇用打人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許多工作坊的討論裡，有不少大人都將這個視為「嚴重」的問題，而覺得應該要積極「矯正」小孩。

然而，這樣的「因為相信有效而打」的行為在大人的世界並不少見。無論是「歐美強權對狂熱伊斯蘭組織的打擊行動，以及狂熱伊斯蘭份子所做的炸彈攻擊」，這種離我們較遙遠但被許多人（當事人）信奉為「正義」的暴力，又或是警察在太陽花運動時打了抗爭者、反年金改革的抗爭者打了警察、大人因為「小孩講不聽」而打小孩，都是典型將「打人」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本質上就是「其他方法太麻煩或沒有用，用打的才會有用」。

假如大人在小孩因為「相信有用」而打人時覺得要積極處理，對「那些大人（有權者）」用同樣的原因打人時卻消極面對，就只是對小孩示範什麼叫「柿子挑軟的吃」而已，最後很可能還是會回到「拳頭大的人就可以打人」的價值觀上。

在討論過上面那些常見的看法與作法之後，我想提出一個比較少見的看法，但卻是我在教育現場常見的一種類型。

我在教育現場的團體大約在6到10人之間，在這種規模的低年級生團體裡，幾乎都至少有一位會出手打人的小孩。面對這樣的孩子，我會先觀察他一段時間，試著搞清楚他會在哪些情況下動手，找出他行為之間的一些共同點。接著，我會帶著這些資訊去和小孩談話，確認他是否知道自己會在這些情況下動手打人，以及他自己對於打人這件事情的看法。在這兩件事情完成之後，我會去跟他的父母談話，確認他的父母是否知道小孩的情況，並且也試著從父母那裡收集一些資訊。

透過這些經驗，我發現有一種動手打人的類型。像是阿風，他每次激動打人之後，都會大哭，要不是跑得遠遠地哭，就是躲在某個角落哭；但無論是哪一種情形，阿風都會一邊哭一邊偷偷看我，像是一種邀請，但要是我試圖靠近，阿風就會跑遠跑開，到另一個遠遠的地方偷偷看我。

我大概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讓他相信，當他正在哭泣難受的時候，讓我靠近不會對他造成任何危險——我是來幫忙的，不是來算帳的。於是在一次又一次哭泣後的聊天裡，我才知道，阿風是一個常常被處罰的小孩，因為他反應快又邏輯清楚，時常不識好歹地挑戰大人的權威。當他被打時，他問為什麼，大人說的理由不能說服他，他就用恨恨的眼神看著打他的人，而這時常又招來另一次暴力。

和阿風相處時間最長的媽媽，開始覺得事情不太對勁，於是在朋友的介紹之下，把阿風送來我們這裡。我們的合作在三方的努力下持續進行著：媽媽決定要試著不處罰小孩，但她還是不能說服爸爸跟（學校）老師；阿風也承諾盡量不打其他孩子，但他還是時常忍不住；我會盡量讓其他孩子及他們的父母理解阿風的處境，試著讓其他孩子在自願的前提下，對阿風有更多的包容。

每天媽媽送阿風來我們這裡，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細端詳阿風的「臉色」。而媽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說明阿風今天的經歷；爸爸有沒有打他？阿風在學校有沒有被處罰？這些都會影響阿風今天在這裡的狀態，而我要做的就是向其他孩子說明阿風今天的狀況。

有一天，阿風早上出門被爸爸打，帶著很糟的情緒去學校看什麼都不順眼，因此而被老師處罰整天都不能下課，當他一來到這裡，媽媽跟我說，我跟其他孩子說，然後我們大家（我跟孩子們）都嘆了一口氣。那一天，不管阿風怎麼挑釁怎麼做各種騷擾人的動作，孩子們會試著向他反映：「阿風我知道你今天不開心，但我不喜歡這樣。」或者就來找我：「盧駿逸你去幫忙，我不行了。」

像是這樣，在飛天小女警大家的努力之下，阿風度過了一個放鬆的下午，媽媽把比較開心的阿風接回家，晚上通常就可以平安下庄。

（當然，那些失敗的例子更多。孩子忍不住阿風的攻擊或挑釁，也許就還手了，也許就單方面地被打了。這些時候，我會跟孩子們說，我不覺得他們有必要承受這些，沒有人應該要承受這些。這些是我們大人的問題，是我們大人該負起責任的。然而，他們可以拒絕阿風，但我不能，因為我是教育者，也因為這是我們大人該負起責任的。）

在這種例子裡，阿風這樣的小孩陷在日常生活的艱苦環境裡，當他去到那些少數可以打人又不會遭到處罰的環境裡，他其實不想打人，但他沒辦法不打，他身體裡面有太多的壓抑與憤怒無處可去。面對阿風這樣的孩子，把「打人或不打人」完全視為他的選擇，讓他自己一個人去承擔，我覺得實在太過嚴苛。

曾經有一個孩子，當我質問他「我對你這麼好，你這樣欺負我對嗎？」他對著我大吼：「我不欺負你，我欺負誰？」我當時沒有言語回答，至今也無話可說。

若是你遇見這樣的孩子，你也許可以試著協助他調整他的日常環境，減少他的壓力來源。但這件事情他媽的困難，而如果你不能做到，你也許就抓緊一個時刻，看著他的眼睛，誠懇地告訴他，這一切的無可奈何並不是他的錯，至少不全是他的錯。

告訴他，我們大人會繼續想辦法的，我們還會繼續想辦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