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53 @ 20190904 論國庫止兌

20190910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53集整理文稿

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佈時間：2019年09月10日

整理者：三馬兄

*感謝xqmxqm在整理過程中提供的幫助

[00:00:05]主持人：最近網路上有看到一批債券。清帝國政府在1911年資助湖廣鐵路建設，發售了這批債券。正式的名稱就是“湖廣鐵路五厘利息遞還金英鎊借款債券”。這是盛宣懷的傑作。清帝國被推翻之後，中華民國不明確承認這些債券，但是還是有付利息，一直付到1938年之後停付。19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自然也不承認這批債券，四十年後到期就沒有還本金了。美國數十年來都一直有人在追查這筆債務。目前在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這筆債務還是沒有法定的地位。但是你想想看，從古至今政權更迭的時候，繼任政權不都是很賴債的嗎？在普通法的故鄉英格蘭，國庫止兌也不是很罕見的案例，更別提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這些了。這樣說起來，國民政府和共產黨政府賴債跟中世紀歐洲的各個君主賴債有本質上的不同嗎？

[00:01:12]劉仲敬：“國庫”(Exchequer)這個概念是起源頗晚的東西。我們要注意，這個要涉及大系統和小系統的問題，是文明系統本身的問題。我在這裡面要先設一個邊界：只有從中世紀蠻族起源、最終在近代擴展到全世界的這個體系才是我剛才說的文明，也就是說希臘、羅馬、東方全都不算在內。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這個系統之內，“國庫”的概念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十五世紀，一般認為是十六世紀以後才起源的。這倒不是說以前沒有財政。

[00:01:55]我們現在要考慮的就不是那種普普通通的、“國民性研究”之類胡說八道的、帶文學青年色彩的東西。那些東西像泡沫一樣，它們的所有定義都是沒邊界的。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一個黃仁宇那種意義上的數目字管理的資本主義概念，它是要真金白銀地像會計一樣算帳，每一個銅板都要算清楚的，所以這個定義必須是狹義的。這一塊就要涉及一個中文的問題，就是說所有中文關於“國庫”這個詞的都是不能用的。中文的模糊性在這方面體現得非常明顯，什麼東西都可以被翻譯為“國庫”。

[00:02:31]我們拉一下鏡頭，跳到查理二世時代的英格蘭。當國王主持內閣會議的時候，這時“首相”(Prime Minister)這個約定俗成的稱呼還沒有產生，但是社會上已經經常把某一位大臣固定地叫做“首相”了，就是財政大臣。內閣百官之首莫過於財政大臣，國王下面就是他最大，但是財政大臣並不是唯一一個管錢的。“內閣”(Cabinet)也是約定俗成的，當時還沒有法律意義上的“內閣”。所謂的“閣員”就是國王開會的時候每一次少了他們都不行的這幾位大臣。

[00:03:16]裡面涉及管錢的大臣在查理二世那個時代包括但不限於：財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第一財政大臣或者叫做財政部第一大臣(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蘭開斯特公爵領地事務大臣(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宮內大臣(Lord Steward)。宮內大臣照大清朝的叫法叫做內務府大臣，或者照鮮卑帝國的叫法叫做大塚宰。其他的還有，他們不一定是內閣成員，但是有的時候也是。是或不是，在當時還是不確定的。國王認為你們手頭的錢足夠多，因此開會的時候要找你們來，找你們來當然是問你們要錢的。

[00:04:34]那麼哪一位仁兄管的是國庫呢？照後世的看法，當然是財政大臣總領一切，但是當時並沒有這樣的觀念。“財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這個詞，你可以把它直譯做國庫長。這就好像是你可以把下議院的“議長”(Speaker)譯做下議院的發言人一樣。議長有時也叫做Chairman。如果是烏克蘭的國會，他就是Chairman；如果是英國的國會，他就是Speaker。這個國庫長管的只是一部分錢，例如巡迴法庭(Assizes)、四季法庭(Quarter session)抽來的那一份抽頭和唐甯勳爵(Sir George Downing, 1st Baronet)從海關搞的那一筆海關整頓費就不在該國庫長的管轄範圍之內。

[00:05:34]那麼我們要問，英國國庫是什麼呢？這是一個極其成問題的問題。有很多外行都認為廣大蛋頭們是有一個標準化的命名方式的，但是其實沒有。例如，“財政國家”(Fiscal state)這個詞在西方學術核心裡面的定義就是極其混亂的，它包括一個狹義和一個廣義。狹義的“財政國家”就是，比如說以英格蘭銀行為中心、具有一個完善的預算體制、符合布羅代爾所謂的那種國家與資本主義結為一體的東西。這種東西在拿破崙戰爭結束的時候，全世界只有一個，就是英格蘭王國。全部歐洲國家，包括拿破崙在內，不符合“財政國家”的定義。另一種“財政國家”的定義比較廣泛，就是像法蘭西王國的財政署，有國王的常備軍和支付常備軍的手段這一套，都可以叫做“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而“財政軍事國家”的革命是封建體系在歐洲衰落、新君主國或絕對君主國興起的核心。或者說，所謂的新君主國或絕對君主國根本就是法蘭西財政署的一個意識形態外包裝。博丹(Jean Bodin)或者其他什麼人發明的主權理論，只不過是為這種新的財政體系尋找正當性的說辭而已。

[00:06:52]這兩個“財政國家”就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歷史路徑，就是通常所謂的英美路徑和歐洲大陸路徑。1990年代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討論的什麼“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諸問題，其實都是這兩條路徑。硬路徑就是財政，財政是最硬的，噴發出來的則是意識形態煙霧。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像我以前說的那樣，是有具體形狀的火車頭和火車噴出來的煙霧。意識形態沒有具體形狀，廣大搞思想史的學者都是怎麼說怎麼有理的，因為他們管的就是這一堆煙霧。到底在哪裡算是煙霧，越過某條線就不算是煙霧了，這是沒有準確定義的。但是火車頭的鐵皮伸到什麼地方是有具體定義的。涉及錢的地方，定義都要很具體才行。什麼叫“財政國家”，什麼叫“國庫”，你可以看出，在最核心的歐洲，這個定義就是極其混亂的。

[00:07:49]那麼這兩種“國庫”是怎麼樣產生出來的呢？當然，查理二世和後來奧蘭治親王所繼承的那一套財政體系是封建主義的結果。國王本人跟不同的封建領主有不同的特殊協定，一般性協定這個東西在封建主義的觀念來講是極其荒謬的。什麼叫一般性協議？就是說，我要定一個規矩，對全世界的女人都一視同仁。這種規矩，你的老婆肯答應嗎？你的大姨媽肯答應嗎？可怕的愛葛莎姑母(Aunt Agatha)願意跟黛麗亞姑母(Aunt Dahlia)（注：均為《萬能管家》中的角色）享有一樣的待遇嗎？雖然她們兩人都是姑母，但是黛麗亞姑母是一個什麼都懶得管、一天到晚只願意種花的人，而愛葛莎姑母認為管理所有小輩的婚姻是她神聖不可侵犯的義務，所以她們兩人就不會接受同樣的習慣法。封建主義的習慣法是隨著特殊的歷史路徑具體地成長起來的，所以它們連名字都是亂七八糟的。

[00:08:53]例如，前不久就有些人去查蔡英文的學歷。請注意，他們查學歷的方法就是十足的殖民地人的思維方式。他們認為，我上大學的時候是這麼樣的，所以蔡博士的學歷肯定要有跟我所經歷的差不多的程式，如果找不出來，那肯定是有人作弊，不是學校作弊就是該學生作弊。但是實際情況是，首先，政治經濟學院這個東西的階級性就非常明顯，它是具有極其強烈的殖民地精英色彩的學校。上這些學校的是什麼人呢？是尼赫魯、恩克魯瑪還有卡紮菲他兒子這種人。歐洲人一般不會去上，英國人本身也是不大會上的。在廣大的殖民地，這就是精英的表現；但是在牛劍兩校內部的話，這是一個很新進的、暴發戶性質的學院，根本算不上。而且，牛劍兩校這種老的封建性的大學，所有的名字都是不一樣的。什麼是劍橋大學的校長和院長呢？中文裡面叫做“院長”的這個東西，顯然在不同的學院是有幾十個不同的名字。它們有沒有一種共同的學位授予程式呢？答案是根本沒有。只要是它們過去曾經這麼幹過，那就是合乎先例的。如果有人來問為什麼同一個大學要有不同的認證程式，那麼答案就是豈有此理，你提這個問題就是根本不對。為什麼威爾士人要跟曼島人用同樣的法律？蘇格蘭的臨時法院自古以來直到現在都從來不承認英格蘭的任何法律，英國本身的法律體系恐怕比中國和印度所有的法律體系加起來還要多、還要複雜。

[00:10:46]所以，這樣的問題本身就說明了你自己的出身就是殖民地的人，而且有強烈的明代以後范進所出身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那種感覺：“因為我除了學歷以外什麼都沒有，所以科場作弊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情，我非得鬧翻天不可。”這使殺人如麻的朱元璋從宮裡出來問：“這些混蛋知識份子怎麼在外面吵吵嚷嚷？”太監就會向他報告說：“TMD，江蘇的學生抱怨說，‘這一屆怎麼收了這麼多山東人，照我們的水準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找他們拼命。’”因為朱元璋並不是一個合格的高考閱卷老師，所以他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段就是把鬧事雙方的領頭人統統捉起來，把他們的腦袋砍掉，這樣省得你們以後再鬧事。康熙皇帝碰上這種事情以後就表示說，到底是誰在造謠說我們滿人在迫害你們？照我看到的情況來說，顯然是你們雙方在利用滿人相互迫害好不好。最後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是找幾個人來砍腦袋或者流放，這樣做你們就不會再嚷嚷下去了。照滿人的看法來講，這肯定是扯淡的事情。實質性的權力顯然是掌握在八旗宗室貴族的手裡面，而你們爭的都是什麼破玩意兒，都是些週邊的辦事員的職位，實在是想不通你們怎麼會為這些事情而打砸搶得一塌糊塗。

[00:12:19]後來當自由黨人派他們的總督到印度去、準備在印度進行改革的時候，英國人在印度就開始體驗這種感情了。廣大的印度人對什麼事情都不感興趣，但是對於“公務員學校的招生年齡應該定在18歲還是25歲”這個重大的問題基本上是打破了頭。像著名詩人泰戈爾的家族，他爺爺(Dwarkanath Tagore)和地主協會(Landholders’ Society)之類的組織就是因為爭奪英國人根本看不上眼的孟加拉收稅官這個小公務員的職位，像黃金榮一樣發了財。這些事情英國人沒法理解，英國人以為這些佐雜一樣的差事算個鳥，公務員本身就算個鳥，跟貴族家庭裡面的管家是屬於同一級別的，不明白你們為什麼這麼頭破血流去爭。但是過幾十年他們就明白了。黃金榮在上海發了大財，比歐洲普通的大班或公司辦事員的錢還要多得多。他是怎麼發的這筆財，歐洲人始終沒有搞清楚。泰戈爾的祖父是怎樣通過當孟加拉收稅官之類的東西變成大地主的，這筆賬也是沒有人能夠算得清楚的，只能歎為觀止了。所以他們爭得還是很有理由的。這就是兩種社會 — — 蠻族社會和費拉社會之間本質上的不同。在印度，至少孟加拉是習慣于費拉社會的，所以孟加拉產生出了超量的、非常像是士大夫階級的地主知識份子。這個階級在國大黨的產生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他們顯然是只能夠貼著穆斯林征服者或者英國征服者才能夠站得住腳，自己是絕對站不住腳的。

[00:14:12]我們回到財政上的問題。什麼是英國國庫？答案是，它像是人類的大腦一樣，它是多層次累積的。裡面有一個核心，延髓附近的部分，是人類跟魚共有的；再上面有一部分，是人類跟恐龍共有的；最上面一部分，是人類跟猴子共有的，所謂的皮質部分。英國國王的財政，一般來說，拿錢比較少的那一部分才是他本來就有的，是他老人家在從諾曼第帶來的那些貴族那裡收到的保護費。這裡面就涉及一個親藩大名和外樣大名的問題。當年在關原之戰中站在德川家康那一邊的是親藩大名，站在豐臣家那一邊的是外樣大名，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親藩大名就能比外樣大名佔便宜。往往是因為親藩大名的封地太靠近東京城，沒有什麼擴張餘地，而且幕府管理也比較容易，就憑地理上的方面就管理得比較容易，所以不好搞特殊政策來搞錢。而像薩摩藩那樣，豐臣家本來也管不住，現在也是外樣大名，它搞各種走私貿易搞錢很TMD方便，最後搞得反而是國大兵強，把親藩大名壓得喘不過氣來。

[00:15:30]所以，在威爾士邊區或者蘇格蘭邊區，類似後世的霍華德家族(House of Howard)那樣的外樣大名本來在當年赫斯廷斯戰役的時候是根本沒有來，甚至是站在哈樂德國王那一邊的，但是說不定最後反而長大了，把親藩大名壓得喘不過氣來。同時還有一些即使是在英格蘭內地也有、靠近威爾士邊區和蘇格蘭邊區就更多的獨立的酋長，撒克遜諸王國從來沒有能夠真正統治他們，英格蘭國王也只是慢慢綏靖了一下。有各種特殊情況，還有很多外島，像曼島、錫利群島這些。例如，錫利群島掌握在保王黨手裡面，在英國革命快結束的時候向荷蘭宣戰，後來復辟王朝回來以後他們忘了撤銷這個宣戰，奧蘭治親王來了以後他們也忘了，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們突然想起來他們的國家跟荷蘭還處在戰爭狀態，於是他們在1980年代跟荷蘭重新談判，結束了這場長達三百多年的戰爭（注：Three Hundred and Thirty Five Years’ War）。在主權這個概念產生以前無所謂，但肯定是一個單獨的司法轄區，也算是英格蘭王國的一部分，這樣的區域多得很。一般來說，這些區域至少要像是楚國向周天子送三百包茅草那樣，要送一點土特產去。哪怕是在本鄉的玫瑰花第一次開放的時候第一朵玫瑰花要送給英國國王，這樣的禮儀總是要有的。但是從財政角度來講，至少從亨利二世以後勵精圖治的英國國王的角度來講，這種封建式效忠送來的錢跟楚國送來的那幾百包茅草一樣，簡直是送來跟不送來沒有任何區別，我根本就懶得把你們算在裡面。

[00:17:29]為了對付這些千奇百怪的藩屬，一般的慣例是，老國王死了、新國王登基的時候要發一部詔書，重新肯定先王陛下跟諸藩之間簽署的條約仍然繼續有效。當然，這個關口也可能是打內戰的時候，打內戰或者是打一種模擬內戰，就要重新簽署協定。所以，大憲章基本上是一個神話。大憲章以前的君主差不多每一位在上臺的時候都要簽一個類似大憲章的檔。約翰王只不過是手腕不太高明，事情鬧大了，打成了真正的內戰，所以才載入史冊。實際上，簽署的過程總是充滿討價還價。首先我們要明白，這種討價還價就是俗語所謂的自由民主的起源。其次我們要明白，這種所謂的自由民主的起源並不具備著像黃之鋒那種白左學徒想像的普世價值的公正性質。如果在這種折騰的過程中間，國王是個小國王，他的母后不諳英國的政治，那麼國王本身就要在強藩的逼迫之下簽署一個非常不利的條約。他本人長大了以後就很可能要推翻這個條約，比如說要跟偉大的西蒙·德·蒙德福特勳爵(Simon de Montfort)打仗，重新把條約洗一遍。反過來也是一樣。如果某位爵爺這時候正好死了，他留下來的又是一個女兒，國王不占她便宜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少的。國王怎樣占女繼承人的便宜以及未成年繼承人的便宜，在封建的財政史（也就是憲法史，因為財政史跟憲法史是不可區別的）當中佔有了極其重要的地位。國王一般的傾向就是，盡可能拖延繼承人成年、收回自己財產的時間，這樣他派出的管家就可以趁機多撈幾筆錢來。

[00:19:34]這件事情在十九世紀的自由黨人看來就是不文明的。例如，英國人派到印度去、替印度那些土王管事的大臣就非常強調廉潔奉公，除了自己拿的那份工資以外絕對不占土王一點便宜。同時，他也不准土王像以前在穆斯林時代那樣娶幾個姨太太，亂買珠寶，把手下的臣民逼出去餓飯。省下來的錢都一五一十地記帳，在土王成年的時候成為一個龐大的國庫。土王之所以這麼有錢，是因為英國管家在替他記帳。這就是公務員制度的起源。英國人組成的公務員就是廉潔奉公的，像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st Baronet)的海關一樣廉潔奉公，人人自以為是紳士。但是我們要注意，他們的出身往往不是貴族，而是羡慕貴族的資產階級人士。當然也不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紳士不起來的。而由印度人組成的公務員則像泰戈爾他們家的祖先和黃金榮一樣，用鬼才知道的手段發了各式各樣的大財。現代廉潔奉公的公務員制度，包括香港的公務員制度，就是這麼起源的。按照種族歧視的理論來講就是，只有讓歐洲人當公務員，才能夠保證公務員制度的正式運行。種族歧視是不正確的，但是實際上歐洲公務員走了以後，各種亂七八糟的現象還是照樣要產生出來的。所以，制度決定論在這方面其實是失靈的。單純的制度離開了向這個制度輸出秩序的母體以後，很快就會變得面目全非了。

[00:21:11]而這個制度也不像是某些人 — — 比如說像劉曉波這種人所說的那樣，在歐洲是天生就有的。我們要老老實實承認，這個制度在歐洲產生的時間大概就是在1830年前後。所謂“讓歐洲殖民三百年才能把它改造好”，其實歐洲輸入的這套被包括黃仁宇和劉曉波之類的人看得神聖不可侵犯的制度，在歐洲本身推行的時間只比在亞洲早幾十年，沒有超過八十年的，一般也就是三十年到五十年。那麼我們要問，歐洲在以前的情況是怎麼樣的？你就會很遺憾地發現，它一點都不符合黃仁宇所說的那樣按照數目字管理，你很難找到像英國王室的財政那樣充滿混亂的東西。黃仁宇認為李鴻章的北洋艦隊在財政上充滿混亂，但是我敢說它混亂的程度遠遠趕不上英國王室的財政，單憑時間就趕不上。北洋艦隊是什麼時候才產生出來的？李鴻章籌款，他也無非是攤派，北洋各海關各自攤派錢，都是大清國的機構，各種管道成長的時間就只有幾十年。英國王室的各種財政管道怎麼說也有幾百年的成長時間吧，還包括有各種外交條約。

[00:22:26]例如，國王身為諾曼第公爵，雖然諾曼第議會表示，英格蘭王國的繼承權糾紛跟諾曼第公國毫無關係，公國的公款老子一文也不給，但是他並不能阻止公爵大人本人在諾曼第公國有很多私人領地。這些私人領地可以取得收入，因此也就變成了法蘭西國王作為諾曼第太上皇、在外交上敲詐英格蘭國王的一個工具。如果英法兩國邦交發生問題，法蘭西國王通過太上皇的身份要凍結英格蘭國王從諾曼第取得的收入。不要說別的，直到路易十四時代，奧蘭治親王組織的大聯盟跟法國打仗的時候，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還是找了一批法律專家來，在法蘭西王國的有效控制區做了地毯式搜索，終於找到，奧蘭治親王儘管是從德國來的，但是他老人家還是像所有歐洲貴族都有境外的領地一樣，在法國境內還是有好幾處莊園，他可以極其開心地扣押這些莊園的收入。這筆收入在當時絕對君主國已經興起以後，對於雙方的戰爭開支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國王陛下非常猥瑣地抓住這一點，目的就是為了氣死親王，親王也的確氣得要死。所以說人都是有弱點的。這筆錢對他來說應該是無所謂的，但是他像是威靈頓公爵(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聽到拿破崙扣押英國僑民一樣，就跳起來說，為什麼你會做出這樣不紳士的事情呢？做這些事情對你的戰鬥力是毫無影響的，無非你就是耍流氓嘛。於是他更加憤怒，加倍努力地去搞大聯盟。雖然他不可能在法國境內把國王怎麼樣，但是他有辦法在歐洲大陸上收買一大批德國王公出來跟國王作對，報此一箭之仇。你看，真實歷史上的大人物是很容易受人性弱點支配的，一點沒有知識份子想像的那麼樣純粹為國家利益服務。

[00:24:35]一般的規律是（當然具體情況差異是很多的），國王越到後來得到的錢就越多。英格蘭銀行成立以後，原先比如說從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得到的那些錢其實就根本是無所謂的了。但是查理二世的那個時候，英格蘭銀行還沒有成立。英格蘭銀行的成立才是布羅代爾所謂的那種資本主義和國家相結合，從此王國可以發行公債撈錢，就不在乎有沒有具體的錢了。但是在憲法上還是留下了痕跡，就是內閣當中的不管部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他沒有自己的公務員系統。他真實的頭銜和任務往往就是蘭開斯特公爵領地事務大臣和約克公爵領地事務大臣。正如紅白玫瑰戰爭所證明的那樣，王室領地之外就是蘭開斯特公爵和約克公爵的兩塊領地最大。封建時代的君主對於這兩塊領地落到敵對勢力手裡面是很不放心的，所以經常是讓自己的至親去當蘭開斯特公爵或者約克公爵，因此他們就是國王最近的親屬。在國王的正宗沒有男系繼承人的時候，約克公爵的後裔和蘭開斯特公爵的後裔是最有資格繼承國王的，因此他們很容易因為王位繼承權的緣故打起仗來。不管部大臣往往就是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大臣，因為這是一個大公爵領地。所以，到了近代，權力已經集中在首相手裡面的時候，首相如果想要一個親信在內閣裡面，又不需要管事，但是還能參加內閣會議，就讓他去管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好了。這就是一個由於歷史遺留而留下的現成的、方便的、合法的後門。

[00:26:20]那麼，國王可不可以破產呢？這當然可以，國王只是一個私人。公爵可以破產，國王可以破產，任何爵爺都可以破產。所謂的爵爺當然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柏柏爾海盜或者阿拉伯海盜上岸搶劫的時候，別人都在逃跑，而他祖爺爺突然覺得，老子為什麼不打一仗呢，於是就沖上去打了一仗，而且還打贏了，把海盜趕走了，而且搶下了很多戰利品，他覺得他發了財，很勇敢很好。逃跑的村民回來以後合計一下，我們每次都被搶了很多牛羊，好像很不方便，看到這裡有一個能打的人，能打的人都很喜歡面子，所以我們要捧一捧他。我們就像是晉國的臣民對待晉文公和晉獻公那樣，我們向他表示，每年新麥第一次成熟的時候，我們用新麥烤好的第一塊麵包，要由全村最漂亮的處女捧著，由牧師帶隊，合唱團合唱，一路捧到大人您的面前送給您，讓大人您特別有面子，讓您的兒子、孫子都特別有面子。這樣希望在以後海盜來的時候，您和您的兒子、孫子都帶頭出去打，把你們家的光榮傳統繼承下來。如果你還有其他的什麼要求，覺得你只叫“史密斯先生”不能讓人滿意的話，我們記得，當年羅馬帝國還在的時候，對於羅馬帝國的太守（請注意，這是一個定期調動的流官），羅馬人管他叫作伯爵（伯爵其實就是太守的意思），我們撒克遜蠻子也不懂得伯爵是什麼意思，只知道這個稱呼好像很牛逼，我們就把伯爵這個稱呼獻在您老人家的兒子和孫子名下，以後你們世世代代就是伯爵了好不好。於是他們家世世代代就變成伯爵了，為了這個傳統或者神話的鼓勵，他們很容易去打海盜或者其他什麼人，因此形成了軍事經驗，跟那些不大習慣于打仗的普通農民相比就真的變成打仗的專業戶了。

[00:28:22]但是，打仗是需要錢的。開始的時候，羅伯特·費茨哈蒙(Robert Fitzhamon)率領12個諾曼騎士征服格拉摩根(Twelve Knights of Glamorgan)。請注意，這個領地很可能是區區十幾個騎士建立起來的，比起條頓騎士團奠定的普魯士領地還要小。條頓騎士團的許多城堡只有一名武士，比起黑澤明的七武士還要少七分之六。這你就可以看出，最初打仗的其實是不怎麼專業的。但是後來漸漸專業了。最起碼你總得有匹馬吧，養馬是需要花錢的。爵爺既然已經送了命，爵爺的兒子很容易是孤兒寡婦。你們這些不上戰場的人腦滿腸肥，如果讓爵爺的兒子自己出去幹活掙錢的話，那麼下次打仗的時候誰去替你們打仗呢？正如高歡所說的那樣，你們不出錢是不行的。你們為了讓自己的兒子不用出去打仗，你們就要負責包養爵爺的兒子；包養爵爺的兒子是不夠的，你們還要包養爵爺的馬；包養爵爺的馬是不夠的，還要包養爵爺的馬吃的大豆、苜蓿和其他東西；然後你們還要包養爵爺從猶太人那裡賒帳買來的盔甲或者其他什麼。總而言之，軍費總會越來越貴，你們就一路這麼樣搞下去吧。

[00:29:36]搞到一定的程度，發生糾紛了。爵爺認為，你們還按照幾百年前的規矩給錢，現在的開支可不是這個數目了。你們不斷賴帳，而且還像川普一樣勃然大怒：“要錢要錢要錢！不給錢的話我就帶著我的人馬沖進市政廳，把市政廳裡面的金幣給我拿過來。記住，我是按照我的開支。我搶走了六百個金幣以後給你們留下一張帳單，證明我的祖先其實是花了八百個金幣。我作為一個優秀的基督徒，仁愛為懷，只拿了六百個金幣走，是因為我的祖爺爺跟你們有交情的緣故。記住，以後再也不准欠款了。以後再欠款，我就撤出我的軍隊了。”有的時候市政廳就乖乖付了錢，有的時候市政廳就說：“只有你能打，我不能打嗎？我要召集我的商人出來當民兵。下一次你來搶錢的時候，我連你一起打。”如果打不贏的話，可能還是要付錢的。如果打贏的話，該城市就覺得，為什麼我不能獨立呢？你是伯爵，伯爵很大是不是？國王不是比伯爵更大嗎？我們到威斯敏斯特去找國王，送兩千個金幣給國王，買國王一張特許狀。拿了這張特許狀，我們城市就獨立了，以後伯爵的後代就不能向我們收錢了。如果我們打不贏的話，估計還得向伯爵交錢。整個過程就是這麼展開的。

[00:30:56]當然，他也可以去找偉大的仲裁者聖路易或者去找羅馬教廷什麼的，這個打官司就變得非常複雜了。具體哪個法庭能管到哪裡，是混亂不清的。一般來說情況是這樣的：當事人如果願意去打官司的話，該法庭就能管得到；如果沒人去打官司的話，它就管不到。基本上就像私人企業那樣，有人買你的貨，他就算是你的封臣了，法庭就可以管他了；如果老是沒人來打官司，那你就不行。所以你需要改進一下你的辦事程式，本法庭要實行三包，代辦托運。這樣找你打官司的人就特別多，你收的訴訟費就特別多。法庭不幹別的，它就是收訴訟費的。國王看到他的法庭收的錢不少，想收更多的錢，他就搞起了普通法。普通法的意思就是說，我國王陛下的法律可以涵蓋全英格蘭，不是只涵蓋國王領地。國王領地以外的人都來我這裡打官司，我是很高興收你們錢的，請你們快來打官司。如果你們孤陋寡聞、不知道國王的法庭有多麼偉大的話，我還有一個辦法：派推銷員出去送法下鄉。這就是四季法庭和巡迴法庭的起源。請看，國王陛下的推銷員來到了你們家門口，你們好好比較一下，是不是國王的法庭打起來又便宜又方便又快速，比起附近的伯爵和公爵要好得多？那你們趕緊上國王的門來，給國王交錢呀。於是問題就這麼解決了。

[00:32:26]當然，羅馬教廷對這點也不是十分滿意。他們表示說，教會法庭管著整個基督教世界，比國王法庭要大多了。國王（亨利二世）認為可以用和平演變的方式去對付它，就派他自己的好朋友（湯瑪斯·貝克特）去做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沒想到該大主教合計了一下教會的財富以後覺得，教會的錢比國王的錢還要多，雖然我過去是國王的老朋友，但是還是對不起國王，老朋友沒有錢重要，我堅決不肯聽國王的話。國王氣得要死，聽了這些話以後就在吃飯的時候把叉子一扔，罵出來：“啊！忘恩負義的混蛋！誰能替我擺脫了這個混蛋？”於是周圍就有幾個血氣方剛的騎士跳起來，國王你太老好人了，我也不告訴國王，就像是在趙盾被晉靈公迫害以後趙穿去殺晉靈公一樣，沖到坎特伯雷去殺了貝克特大主教。於是教會表示說，這種事情不能善了，我要封貝克特大主教作為聖人。於是國王下不了臺，貝克特大主教就變成了聖人。所以才有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廣大的善男信女都覺得，貝克特大主教為教會殉道，抗拒萬惡的國王的淫威，他不是聖人誰是聖人？在聖人的墓前祈禱可以治病，可以有各式各樣的靈驗。能去耶路撒冷是很困難的，坎特伯雷就在跟前，我們都到坎特伯雷去吧。於是坎特伯雷的香錢就變得很多了。本質上講，被善男信女和很週邊的群眾理解為“國王大還是教會大”這個意識形態鬥爭的，在比較內圈的人士 — — 財政大臣、國王本人和大主教本人看來主要是財政和司法的問題（司法和財政也是不可分的），主要就是訴訟費歸誰的問題。週邊和內圈的區別就是看財政還是看意識形態。

[00:34:27]這樣一路折騰下來，所有的收入都是不確定的。我們要注意，國王並不是殺人狂，也不是特別喜歡當陰謀家，而大主教也是他的自己人，這樣做也是出於形勢所迫。眾所周知，錢總是越來越不夠花。無論在任何時代，一百年以前花的錢總比現在花的錢要少。十九世紀歐洲各國認為會使國家破產的戰列艦競爭，在川普看來根本就是不值一文。但是我們要注意，這個財政永遠增長的趨勢不是始終一貫的。例如，照大家最喜歡說的話，希臘羅馬文明沒落了以後，戴克裡先的那些西庇阿、喀提林和凱撒不必考慮的巨大收入突然沒了，財政收入突然直跌到跟實物差不多的水準上。這就是文明重啟的標誌。希臘羅馬剛剛開始的時候財政收入也是這樣，比起普通羅馬農夫賣大麥的收入也是差不了很多的，後來隨著各種開支的增長和金融業的發展也變成了天價，最後天價到一定的時候就崩了。佛羅倫斯和義大利城邦各種金融業開始發達的時候也是天價，最後導致義大利各國的財政完全破產。而這時，英國、法國和北歐國家的財政的錢還是很少的。

[00:36:00]可以說，義大利的一個城邦，比如說像是佛羅倫斯城邦篡位的盧多維科·摩爾公爵(Ludovico il Moro)，把神聖羅馬皇帝買下來好幾次都是沒問題的。但是從理論上講，神聖羅馬皇帝仍然是他的宗主。該神聖羅馬皇帝在米蘭喝酒的時候，由於低估了米蘭這樣像紐約一樣的大都市的物價水準，按照德國啤酒館的水準付帳，該酒館的老闆翻了臉，當場扣押下來，直到付清以前，該皇帝就走不出該酒館了。因此，公爵大人向皇帝買了很多特許狀來，這些特許狀可以增加很多聲勢，但是在真正打仗的時候他還是買了一些瑞士山民來給他當雇傭兵打仗。正如馬基雅維利所發現的那樣，佛羅倫斯人已經變得跟中世紀早期驅逐神聖羅馬皇帝、建立共和國的佛羅倫斯人不一樣了，有了錢就很不願意打仗了。想要強迫他們做國民軍，他們會一哄而散的。所以只能依靠瑞士人和西班牙人替他們打仗。但是名分上講，我們可以向神聖羅馬帝國買各種特許狀。這些錢是從哪兒來的呢？開始是關稅和貿易的收入，然後就是金融上的把戲。金融上的泡沫一旦吹大以後，錢會滾滾而來。這些錢往往就會被英國國王、法國國王或者神聖羅馬皇帝借去。

[00:37:35]我們要注意，佛羅倫斯和米蘭的交易所市場跟華爾街一樣，它是一個平臺，不是一個政治集團。很多比較無產階級的人會堅持說華爾街陰謀集團什麼的。比如說像佛蘭克林·羅斯福這樣的政治家，為了吸引比較下層的民眾，他就會說是，如果我倒楣了，我的民調下降了，那是華爾街陰謀集團在暗害我。但是這肯定是沒影的事情。華爾街資本家從來都是兩面下注的，也就是說，民主黨有他們的捐款，共和黨也有他們的捐款。羅斯福總統在痛駡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和華爾街陰謀集團在一起的時候，他從華爾街資本家拿到的錢至少是蘭登的三倍。這不是說華爾街資本家特別愛民主黨，只是說他們像所有資本家一樣是勢利的，就是說，看誰當總統的希望比較大，捐給誰的錢就比較多。當時好像羅斯福勝選的希望比較大，所以他拿到的捐款自然就比較多。他在一面拿華爾街資本家錢的時候，回過頭去又向記者痛駡，全都是華爾街資本家在害我。請問，華爾街資本家有沒有生氣呢？好像是沒有。自古以來的金融家都是不在乎這個的，他們在乎的是誰能夠給他們的投資帶來回報。你在外面裝模作樣地罵一罵什麼的，這是小事一樁，並不影響我在財政方面做出的精算。至於華爾街為什麼要借錢給那麼多人？答案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資本就有點過剩，這跟經濟沒有發展的時候資本缺損的情況不一樣，我拿在手裡面不賺錢、不搞風險投資是不行的，總有人要搞風險投資。風險投資可能賺也可能賠，但是資本家是幹什麼的？資本家就是吃風險收益的。他比工人強的地方就是在於，賠本的風險是由我承擔的，所以賺的錢也要歸我。因此他必須承擔比工人更大的風險，包括賠本這件事情在內。

[00:39:28]國王們之間和公爵們之間打的仗總是越來越大的。最初的時候，所有國王們的錢都跟波蘭國王差不多，也就是沒幾個錢。但是如果有人像亨利二世那樣很會動腦筋，那就不一樣了。他老人家動的腦筋比較容易載入史冊，因為普通法是他創立的。他通過送法下鄉，依靠司法途徑搞錢的方式撈了很多錢，使那些聖路易的後代 — — 只有榮譽而不善於撈錢的法國國王一度日子非常難過。當然後者也會迅速地迎頭趕上。然後雙方的後裔都不約而同地發現，本地猶太商人借出來的錢已經很不夠了，而先王從猶太商人借出來的錢我還沒還清呢。僅僅是利息，像現在的美國國債一樣，已經使剛剛登基的小國王感到極其頭疼了。國王的面子雖然比公爵和伯爵要大得多，但他們所需要付的利息也要更大。要想不付這些利息，對國王的面子是很有損害的。於是他們就去找佛羅倫斯和米蘭的商人借錢。如果他們像愛德華三世那樣借到了更多的錢，那麼英法百年戰爭就要表現出有利於英國人的態勢。如果按照現代左派學者的理論來講的話，那麼英法國王就等於是非洲軍閥了，佛羅倫斯的資本家才是全世界的統治者。英法兩國國王打仗，得到的好處無非是給佛羅倫斯的資本家付利息而已。但是後來不知怎麼，這個理論出了錯誤，英國人、法國人和西班牙人打進了義大利，把佛羅倫斯資本家的後代打得團團亂轉，好像世界又變得不一樣了，最後武力又戰勝了金錢。所以我們可以說，左派理論雖然有它的敏銳之處，但是它把多元化的世界給過於簡單化了，低估了世界上的很多因素，至少是嚴重低估了武力的因素。它把世界說得好像是圍著資本家的金錢轉的，但是資本家的金錢能夠支配武力的時代好像是有非常具體的時間段的，在文明的開始和結束階段都是支配不了的。

[00:41:31]當然，這樣做就會產生一定的後果。國王其實本人的想法是，我借些錢來打仗，得到戰利品，比如說俘虜了法蘭西的約翰國王，這個是很發了一筆大財，於是問題不就解決了嗎？他像所有的地主老爺一樣認為，借了資本家的錢，豐收以後可以還得上，然後我可以買更多的地。資本家也是想著，我借錢給地主老爺，等地主老爺還了錢以後我再借給他，利滾利利滾利。大家都利滾利，經濟繁榮，永遠永遠永遠向上。但是實際上的情況是，跟現代一樣，繁榮和蕭條是有週期性的。蕭條的原因可能是阿拉伯人征服了拜占庭帝國的亞歷山大，也可能是非洲的金礦欠收，因此拜占庭的金幣出產就少了，反正是多因素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確定不變的：經濟危機總會來臨，而且經濟危機來臨不來臨跟川普和美聯儲的政策基本沒有關係。你的政策可能極其英明，但是碰上你倒楣，就算是你倒楣了又能怎樣？你的政策可能極其荒謬，但是那幾年正好趕上經濟景氣，你就是走運了，又能怎樣？這事完全超出了任何當事人的控制。總有經濟蕭條來臨的時候，於是這時候國王還不起錢。國王還不起錢就有嚴重的後果，借錢給他的銀行家就要破產。這就是所謂的國庫止兌。

[00:42:59]我們要注意，這時連“國庫”這個詞都沒有發明出來，但是這並不妨礙中文學者用中文的“國庫”去指國王的“私庫”。實際上一般來說當時的情況是，國王跟他的各路軍隊的財政系統都是臨時雜湊起來的，各有各的財政系統。例如，國王本人帶了一批家丁，這批人的錢一般來說是由國王本人領地的私人收入支付的。私人收入的“財政部長”最初在查理曼大帝那個時代就是王后本人，國王沒有財政部長。王后作為一個優秀的家庭主婦，她的財政開支最大的兩項就是衣服和食品。因此，查理曼大帝財政學的重要部分就是，他在王后的安排之下，就像現代中產階級的妻子負責給她丈夫安排食譜一樣，在國王的各個城堡之間順著不同路線流動。這是由各城堡所屬領地的豐年和災年決定的。如果某地的豐年多，該地儲藏的麵包就比較多，王后認為國王丈夫需要在該城堡多住幾個月，把該地的麵包吃光；如果另一個領地發生了饑荒的話，就要在該地少住一點。這就跟現在的家庭主婦在桃子減價的時候就認為應該多買一些桃子而少買一些橘子的做法是一模一樣的。這就是國王財政學的核心。後來國王的領地也變得比較多了，王后就退居二線了。

[00:44:42]食物之外的另一個開支就是衣服，妻子負責管丈夫、當然也管她本人的衣服和珠寶。當然，王后的珠寶花的錢比較多，而國王的王冠往往是祖爺爺傳下來的，有了一個就夠用了。因此，王室財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珠寶和盤子，盤子是金銀做的，珠寶是很值錢的。在國王陛下青黃不接的時候，她就把那些珠寶典賣給猶太人得到錢了。當然，那要王后本人深明大義才行。王后本人如果不深明大義的話，很可能夫妻關係會惡化，然後王后會謀害國王也是說不定的事情。王后對於衣服和珠寶的權力直到伊莉莎白女王的時代還是王室財政的重要部分，由王后本人管。伊莉莎白女王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人，就是說，她跟一般的女王不同，她在珠寶和衣服方面是很小氣的，所以替英格蘭王國省了很多錢。這是她對英格蘭王國做出的許多重大貢獻之一。但是這時，國王陛下的地產上面送來的春小麥收成時節的第一塊麵包已經不是王后能管得住的了，因為領地已經太零散、太多了，必須由專門的管家去管。

[00:46:02]總之，國王軍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他本人的私家軍隊，當然還有幾個跟國王站在一起的親藩大名自己帶來的軍隊，再週邊就是國王本人憑他自己的手腕拉來的各種雇傭兵。雇傭兵的專業性很強，價格各不相同。英格蘭國王占了一個便宜，就是偉大的英國自耕農習慣于鄉野生活和自由，他們是優秀的射箭手，所以英格蘭國王可以指望英格蘭各郡像百步穿楊的羅賓漢那樣的民兵。這些民兵自己也是有幾個錢的小地主，他們不需要國王發錢。而直到亨利八世時代，他們百步穿楊的箭法仍然能令正規軍感到恐懼。因此英國國王就少了很大一筆開支，這筆錢可以用來派別的用場，很好很強大，而歐洲大陸的君主在這方面就要吃一個大虧。

[00:47:02]各種專業團隊的來源各不相同，在軍事市場上講品牌價值各不相同。例如，瑞士民兵自從打敗了勃艮第公爵以後，品牌價值直線上揚。像是曾國藩以後的湘軍一樣，各位總督大人要招兵的時候首先就想得到湘軍。儘管他根本不是湖廣總督和湖南巡撫，但他有理由認為川軍自古以來就不能打，我要鎮壓四川的士紳，最好是帶一批湘軍過去。像駱秉章就認為，為了震懾那些萬惡的鹽商，湘軍比川軍要靠得住得多。這些鹽商很容易收買或者震懾川軍，但是看到湘軍包圍他們的鹽礦的時候，他們就乖乖地拿出錢來了。同樣的道理，法蘭西國王和羅馬教廷用的都是瑞士兵，因為瑞士兵是一個大品牌。瑞典兵在古斯塔夫國王(Gustav I of Sweden, 1496~1560)以後也一度聲譽狠狠地上升，但是自從古斯塔夫·阿道夫國王(Gustavus Adolphus of Sweden, 1594~1632)企圖爭奪波蘭王位而失敗以後，瑞典兵的雇傭價值在市場上就迅速低落下去了。日爾曼人的炮兵團隊曾經一路打到莫斯科城下，沙皇俄國曾經認為把他們雇傭下來是很划算的。但他們表示，他們雖然是德國人，但是跟波蘭國王簽了條約，在把戰爭打完以前拒絕接受俄國沙皇的雇傭。於是俄國沙皇不得不改頭換面去雇傭頓河哥薩克的騎兵部隊來跟這些日爾曼人打仗。哥薩克人人多，雖然火器不如德國人NB，但是騎兵的機動性很強，有的時候也能打贏；德國火槍兵的機動性不強，但是火器厲害，人雖然少，有的時候也能打贏哥薩克騎兵。波蘭人和俄國人的戰爭是波蘭國王的德國火槍手和莫斯科沙皇的哥薩克騎兵之間的較量（當然波蘭自己的騎兵和其他混合部隊也是有的）。

[00:49:06]一位國王的軍隊是五花八門的，一般是幾十個團隊，包括不同來源的專業團隊。這些專業團隊是根據其品牌價值被國王雇傭的，而國王支付他們的錢是各種臨時湊起來的。比如說，德國火槍手是熱那亞銀行家借來的錢，西班牙步兵團是富格爾家族(Fugger)借來的錢。有的時候，正在打著的時候，熱那亞銀行家的錢還能夠供得上，而富格爾家族卻報告說是，因為匈牙利的銀礦本年減產，所以貸款跟不上了，於是國王陛下的某一個軍團就要退出戰鬥。近代民族國家認為理所當然的那種各軍團協調作戰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從中世紀晚期的國王和將帥的角度來看，近代拿破崙以後的名將都是一些菜鳥，因為你們所做的只是他工作當中最不重要、最簡單的部分。他媽的，如果我的軍隊任何時候都能保證有軍餉，任何時候都能保證絕對服從我的指揮，任何情況下不服從我指揮的軍官都可以用戰地法庭即刻槍斃，連他本人的三親六戚都會認為槍斃得很合理，在你當兵以前你就已經知道條約是這樣的了，那麼還有我打不贏的仗嗎？我一輩子打仗，如果有一次能夠實現這些事情的話，那麼我就是格外幸運的人了。一般來說，我總是不是缺牙齒就是缺胳膊，總有某一支兵種跟不上來。而且他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是你老人家先欠餉的，我不能拿他怎麼辦。就是在這樣的軍事和財政市場上，財政國家得以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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