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於2018年於法國出版的著作,《哲學是什麼?》(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 ),正面批判當代後現代論述的核心問題,「語言結構」(langage)。
阿甘本認為,數十年來西方論述「以技術手段,將『人類需以語言結構來理解』,視為理所當然」,義大利哲學家更明說:「多種跡象顯示,此西方結構已耗竭其活力」(p. 27)。阿甘本批判後現代論述邏輯,以漂亮技術手段,將「能指」、「所指」完美切割,並無限想像「能指」之象徵功能,視為一個無關「所指」意義的一個自身完美封閉系統;義大利哲學家認為這樣的切割邏輯,不僅無視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以來,思索語言結構的兩千多年歷史與理論細緻脈絡,更可能引發某種論述「暴政」(tyrannique, p. 150),以自認完善的邏輯技術,導向「空無」(vacuité, p. 173.)。
阿甘本以考古與理論的精神,爬梳自古希臘以來,西方哲學對語言結構的千年思索與演化。如柏拉圖不斷思考,「面對事物本身,書寫的不足性」(l′insuffisance de l′écriture par rapport à la chose même, p. 79.);一旦認識到命名不等同本質,要如何思考語言與真實的關係?如同其一生思索的「理想」(l’idée),柏拉圖哲學的「可說性」(dicible),「不是一種精神,也不是物質,不是感知,也不是思想,而是一種『在之間』(entre eux, p. 76.)。」阿甘本研究,柏拉圖的「理想」在於中和截然劃分的對立,而其思考的「可說性」,完全不限語言學上的邏輯推演,更是一種漫遊探索,不斷來回於命名與真實、「能指」與「所指」之間,尤其奠基於「強烈客觀性」。
阿甘本提出,亞里斯多德一方面繼承柏拉圖的「理想」,中和相對對立,一方面卻以語言的文法結構,規範「能指」與「所指」的強制連結,並以此務實主義方法,利其知識生產的實踐。如同阿甘本2019年於法國出版的著作《創造與無政府》( Création et anarchie)之核心探討,若西方文明以「太初有道」作為語言的誕生,一方面,柏拉圖以此不斷探討如何連結人類起源前的神祕宇宙,另一方面,亞里斯多德則把這樣的語言發生,論述成區分人類與動物的分界點。語言於是在亞里斯多德,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前提與條件,此方法觀念影響力之大,以至於西方千年來的菁英基礎教育,名為「文法學校」。阿甘本批判,亞里斯多德以如此先入為主、截然劃分人類與動物的「政治性分裂」,以語言將人類完美切割於動物性之外,造成歐美文明的勝利、危機與終結,成就「西方的歷史命運」(p. 28.)…
總而言之,盡管兩位哲人如何相異,如同拉菲爾壁畫《雅典學院》中,柏拉圖指著天,追求天上理想,而亞里斯多德指著地,追求在地務實,阿甘本認為,自從古希臘以來,語言並不自我分裂成象徵與意義,而是自發連結了主體和客體,與生命共存共生,阿甘本更進一步強調,自人類起源,「語言結構永遠意有所指,不說空話。」(ne parle pas à vide, p. 17.)
二十世紀以來,菁英論述以科學進步為名,嘗試以邏輯「淨化語言」,不僅強制分割「能指」、「所指」,完美切割其動物性和神秘性起源,更試圖展現其可分離出詩性與哲學性的機械運作,然而阿甘本認為,「正是在人類語言統合場域之內,詩與哲學展現一種無法分割、無法化約的兩股張力,我們可以說,有了語言,有了詩與思想。」(… tant qu′il aura du langage, il y aura de la poésie et de la pensé. p. 49.)
從人類起源以來,阿甘本認為「語言於本體屬於最弱的」,因為語言永遠需要說話者的存在,而說話者永遠感知無法言說、「未曾言」(non dit)的部分。更有甚者,阿甘本認為,「生命不是預先設定,而是人以一種前語文的直觀感知。語言命名是一個遭遇與預先設定的模式。」也就是在這種「預先設定結構」中,語言展現其「本體弱點」(faiblesse ontologique, p. 26.)換言之,面對生命,語言有結構性的「不足」;在事物當中,「語言結構撞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