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03|閱讀時間 ‧ 約 14 分鐘

迷思大翻盤(下) 歷史的債務與戰爭

歷史火車頭
歷史火車頭
人們有很多方法可以定義自己,至少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國家已經成為定義自己最吸引人的方式之一。作者引用了《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的話來說,認知自己屬於一個想像的社群,並被設想成一種深刻、平等的同胞之愛。這種情操可以說是近乎於宗教的狂熱與感性。
  這股力量幾乎跟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一樣吸引人們。國族主義不僅逐漸瓦解了奧斯曼、奧匈帝國並分裂了南斯拉夫。人們因此受苦而死亡,彼此為了爭奪認為屬於『自己的』共同體而殺傷他人,全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
  歐尼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是一個法國思想家,他曾寫了一本國族主義的經典。他認為只有一個原因能使國家之所以存在的正當理由,與血統、地理位置、語言文化或宗教因素無關。「一個國家,」他寫道:「就是一群團結在一起的人,他們因為過去所做出的犧牲,或是將來想要做的奉獻而聚集在一起。」勒南認為,國家是其成員同意而存在的。「國家的存在就像是每天不斷地舉辦公民投票而形成的,就像是個人的存在是因為自身生命不斷的延續。
不過,他的反對者提出的話同樣值得參考:「國家就是那些因為對過去的錯誤觀念以及對鄰國的仇恨而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這句話拿來形容較為負面甚至失敗的國族主義,恰巧非常實用。
  但是對許多國族主義者而言,並沒有所謂自己同意這回事。當你生長於這個國家,你就沒有權利去選擇是否屬於這個國家,即使有所謂歷史因素介入也是如此。
  舉例來說,法國人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宣稱萊茵蘭是屬於法國的,其理由僅有:他們都熱愛葡萄酒、信仰天主教和注重生活樂趣,這些證據就足以證明他們雖然在使用德語,卻應該是法國人。
  作者根據勒南的解釋是:國族主義對於漫長的人類歷史來說是嶄新的現象。畢竟更久以前的歐洲人大都不會將自己視為單一國族/國籍的存在。而是習慣認為自己屬於一個特別的家庭、宗族、地區、宗教教派或是同業公會。有時候他們會以自己所屬封建領地來定義自己的身份,而他們也確實不認為:國家能夠在特定的土地上統治他們。
  更令人驚訝的是,過往的定義自己的方式其實有存留到現在。一次大戰後,當國際聯盟委員會嘗試決定歐洲各國邊界時,他們最常遇到問題是:人們不確定自己究竟是捷克人還是斯洛伐克人!?他們最常聽到的答案是:我是天主教徒或東正教徒、商人或農夫,甚至只是純粹某個村莊的村民。一九五零年代的西西里島內陸的居民,竟然不知道自己是義大利人!?
  當國族主義正在逐漸成為歐洲人定義自己的方式,顯然這些居民都被遺忘了。不過後來溝通速度增快、讀寫能力的普及加上都市化、全球化,很快就成為二十世紀的政治主流。
  另一個常見的迷思是:人們常常討論國家的不朽,但國家實際上不是由神或命運或是某種超自然的規律所創造。而是因為人類的活動而產生的
  這一切就在十九世紀的潮流中靜靜發生了。學者們開始研究語言,將它們分類成不同的家族,並嘗試了解這些語言可以追朔的歷史。他們發現一些規則可以解釋語言的變化,並可以證實那些數百年歷史的文本是用早期形式的語言所寫成,例如德文或是法文。不過當然,語言文化的出現存在其實並不能完全等於群體意識的認同出現。
  這又產生新的麻煩就是:所謂的「國家」領土是位在哪裡?是他們現在居住的地方?還是他們剛出現於歷史上的時候所住的地方?又或是曾經居住遷徙過的地方?
  在封建傳統逐漸低落消化之際,歷史也成了一種宣告領土所有權合法性的方式。正如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國族主義是很現代的概念,但它卻為自己虛構出許多的歷史和傳統。」從以往至今,國族主義需要的歷史都是現存歷史所衍生出來,而非新發現的史實。這些歷史包含大部分的事實,加上國族主義的觀點所重新解釋的戰爭、歷史大事;並傾向於認為自己的國家從遠古時代就已存在,未來也理應會繼續存續下去。
  即使如此,國族主義仍然在發展中。一九六零年代,德國學者沃夫岡.福爾斯坦(Wolfgang Feuerstein)在土耳其旅遊,遇到了一個擁有二十五萬人口的海岸港口村落-拉茲人(Lazi)。他注意到了他們不同於其他土耳其人的語言、習俗和觀念。認為他們可能是滯留在小亞細亞的基督教族群。
  於是開始研究他們的歷史,甚至替他們設計了可書寫的語言。這些拉茲人也開始對自身的文化和過去產生了興趣!土耳其當局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於是將福爾斯坦毆打、逮捕並驅逐出境。
  不過他仍將記錄拉茲故事和詩作的文章寄給秘密營運的私設學校,當拉茲人開始認識到自己祖先所遺忘的一切,他們就成了一個國家。
一九九九年,屬於拉茲的政黨成立了,並開始推廣要建立拉茲省(Lazistan)。他們發表宣言要求建立屬於拉茲的語言和文化教育環境,並鼓勵透過拉茲人觀點來研究歷史。 
  一個新的國族,如此輕易就誕生了。
  用歷史來為敵對者貼上標籤,向來都是很方便的事情。就好像左派份子對著右派叫著:「法西斯主義!」而保守派份子也忙著替對手貼上共產主義或史達林主義的標籤。就好像塞爾維亞軍攻擊波士尼亞的回教徒,宣稱自己是在舉行類似當年十字軍的聖戰。但是大部分波士尼亞的穆斯林已經世俗化了,而且大部分也都是塞爾維亞或克羅埃西亞人的後裔。這個事實卻被略過不提。
下場很諷刺的是,波士尼亞的穆斯林變得更加虔誠。
  國家也用過去的歷史事件來羞辱或施壓於他人、他國身上。作者舉例來說,中國很愛不停地提到百年國恥(從一八三九年鴉片戰爭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內戰勝利)。中國有一長串不滿的歷史事件:戰敗在外國手裡(從英國到日本)、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外國人要求的特許租界以及治外法權、百年不平等條約狀況以及前面提到很知名的「狗與華人不得進入」的標語。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裡,中國永遠都是受害者,所以永遠都不會犯錯。從來沒有像西方國家或日本一樣,征服外族或是侵略他人土地。這一點也可以在內蒙古學者楊海英的《文明的游牧史觀》提出的概念確認:中國史觀=被害者史觀,充斥雙重標準的矛盾以及嚴重唯我中心史觀。以中國的觀點來看,其他國家總是冷嘲熱諷,用侵害人權的說法來攻擊中國並干預其內政事務。
  不僅如此,中國還認為西方人沒有任何道德上的權利來批評他們。因為西方自己的歷史中都包括帝國主義、奴隸制度和大屠殺(但是中國似乎刻意忘了外界的批評是針對現在進行式)。中國在此利用西方多元文化包容主義實施的這一點,強調了自己也應該是被包容且寬待、乃至於優待的其中一元價值觀(註2.)。
  在與對日的關係中,中國也常用過去歷史,也就是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華的那段歷史,以及那時留下許多的紀錄事件。在此補充一點:冷戰年代中共基於政治經貿利益和日本往來密切,並且是以紀念國共內戰的犧牲者為主。為了雙方私底下更密切往來,對於二戰往事絕口不提。但是九零年代開始推動的愛國教育運動,卻是將日本描述成不願悔改且繼續維持二戰軍國主義思想的國家,因為這樣中國方便替自己辯護,一方面繼續宣稱自己在亞洲處於領導地位,同時也破壞日本進入聯合國安理會的機會。
  二零零五年,幾位中國年輕人在幾座中國大城市攻擊日本商人,起因是日本教科書刪除了南京大屠殺的片段。然而,當這些騷動不斷擴大,甚至攻擊轉向中國為何會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失敗時,共產黨這才決定一切都夠了!國族主義的騷動這才終於停了下來。
  不過想當然耳,作者預期共產黨會繼續使用國族主義,來鞏固自己日漸衰微的黨國政權。補充一下,(註1.)日本在戰後為了進行賠償,與中共協商後以企業投資、援助大量疫苗送給中國孩童施打,連續長達十年至少夠兩億人次使用。
  在中日兩國「政冷經熱」的狀況下,中共顯然樂於在有利時選擇繼續佔人便宜、忽略恩惠情誼並強調過往的衝突仇恨。
  作者在此書中一再提到中國的作為:利用歷史來重新進行對西藏的侵略和占領,並認為自己沒有犯錯而是取回過往的歷史權利。臺灣也是類似的例子,周恩來在一九七二年就對季辛吉說過:「歷史證明臺灣是屬於中國的,而且此事實已經超過一千年之久了,這段時間比長島屬於美國的時間還要久。」事實上,歷史證明並沒有這回事。西藏喇嘛們偶爾會承認遠方清帝國的管轄,但是多數時候這處高山地區是自我管轄的。
  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就更疏遠了,即使元朝的澎湖就有設立巡檢司,但是一直到明朝滅亡,都還不曾承認過臺灣為自己版圖。一直到最後的封建王朝-滿清帝國開始,他們嘗試要施展部分掌控權。部分原因是因為這座島嶼成了海盜跟反叛者舉起大旗對抗的逃亡容身之處。
  作者指明一點:想法是會改變的,兩個世紀以前的人們覺得完全正常可以接受的事情,現在則會覺得荒謬。也許這就是有無現代化、變革程度上的差異?以前的戰爭和征服是用來改變國家疆界很標準方法。如果你輸了一場戰爭,你可能會失去金錢、藝術珍品、土地、武器或是任何勝利者所要求東西。
  但是後來一些想法如同洪水般開始傳播:主權國家、民主價值、公民權和國族主義等概念,因此即使最無情的統治者,至少也要表面上裝模作樣,表示他們知道人民有權利做決定。舉例來說,當希特勒撕毀條約往東歐進軍的時候,他宣稱是遵循德國的自然與歷史途徑。當史達林在二戰結束後把東歐納入蘇維埃帝國之際,他說蘇聯只是回應當地人民的期望
就算是對照當下的國際衝突情勢,這些類似的藉口仍是萬用不膩。
  歷史不僅僅是記住過去的事情,同時也是選擇遺忘過去的事情。從一般的商品服務廣告、政治競選活動中,老闆跟候選人都有權選擇哪些事情不要放進廣告單或是個人資料中。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也不例外,不過同樣嚴重的問題是:歷史本身的不同角度、版本上的爭論,就跟歷史議題本身一樣眾多。
  在中國,袁時偉是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在自己文章中提到高中的教科書充滿錯誤和扭曲失真。此外,這些觀點偏頗的教科書,會讓人以為中國文明完全優於其他國家,並且視外國文化為一種威脅。真正讓他跟他的雜誌社陷入麻煩的是,他們認為中國利用歷史來為一些事情辯護,也就是使用政治權力乃至於暴力來強制規範人民的行為。
  中國政府說,袁教授的觀點離經叛道,而且故意攻擊「社會主義及黨的領袖」。他們停刊了一本有刊登袁教授文章的雜誌《冰點》(Freezing Point)。
  當上海的一群歷史學家大膽的製作新的學校教科書,將觀點放在其他文化方面以及一些科技與經濟主題。他們甚至教導學生:對於歷史可以有不同的觀點。然而他們不僅不再重視中國共產黨歷史,也忽略掉毛澤東的地位。當《紐約時報》對此表達稱讚的同時,中國政府當局終於採取行動,宣布禁用這批教科書。其理由是:「上海的教科書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且單純描述事件,卻沒有解釋它們的本質。在政治、理論和學術方面向都有嚴重的錯誤。」
  以英國為例,人們爭論的是學校孩童應該學習怎麼樣的內容?是否應該教導他們「自由與民主的社會如何在民主社會中發展出來的?」或是該教導被壓迫邊緣化的族群的歷史呢?要教導順序從上而下的歷史,還是由下往上回朔的歷史?或者他們只要學習一些主題就好,例如家庭、女性、科學或科技?
  就算看似稀鬆平常,這些也確實都是問題。當英國面臨外來移民湧入的時候,當年的柴契爾夫人的保守黨想要的是「愛國者的歷史」。以便讓外來移民可以按照她所期望的去融合並接受這個國家。不過近年來的工黨的戈登.布朗(作者認為他肯定不認同柴契爾夫人的歷史版本)則是說想要成為英國公民的人,應該要能證明了解英國的歷史與文化。
  作者也發現到一個現象:過去的歷史越複雜、紀念時候越困難。例如當年西德無法決定要如何紀念腓特烈大蒂去世兩百周年,紀念學者還是士兵?他是啟蒙時代的其中一號人物,還是希特勒的前身?法國大革命更加矛盾可笑了!一九八九年適逢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應該要好好慶祝。但是要慶祝什麼?如何慶祝當年還未實施的自由、平等、博愛?還是紀念當年羅伯斯比爾的恐怖活動?拿破崙又如何呢?他是一位偉大的國家英雄?還是如某位法國歷史學家(作者也沒有具名)所言,是一位種族主義獨裁者?法國又該如何呈現昔日殖民統治阿爾及利亞的那段歷史?
  更矛盾的還在後頭:法國又該如何處理二戰涉嫌通敵的維琪政權歷史?尤其是法國警察曾經自願圍捕猶太人,將他們送到集中營一事。而且只有少數人真正參與了抵抗運動,還有許多妥協的該政權官員,在戰後仍舊續續留在原先的職位上。法國政府並沒有盡力去逮捕和審判一些法國著名的戰犯,像是里昂屠夫克勞斯.巴比。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對於法國來說,接受維琪政權的歷史是個漫長且痛苦的過程,不亞於德國對待第三帝國、東德政權的轉型正義的傷痛過程。
  不過作者也提到:有時候,承認過去的罪行就像是藥效過強的藥,不見得有好處。
  這次一口氣講了五六七章:歷史與國族主義、歷史的帳單、歷史戰爭,最後一章我會再開最後一篇文,感謝追文到此的讀者。
(註2.)但是中共近年來對外的大外宣、孔子學院、一帶一路為名的政治經貿資訊戰滲透多管齊下,顯然雙重標準的只允許它自己一元化的價值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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