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注意力商人：他們如何操弄人心？揭密媒體、廣告、群眾的角力戰》（The Attention Merchants: The Epic Scramble to Get Inside Our Heads）一書裡，黃哲斌的推薦序引用了《新共和》雜誌書評的話：「我們成為消費者、製造者與內容，我們把自己賣給自己。」這整句只說對了一半：的確，從傳統的套裝式媒體過渡到「使用者生成內容」的媒體（部落格、搜尋引擎、社群網站），大眾第一次在傳播史上同時佔據了內容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位置；然而這絕對不是一場內容的自產自銷，儘管我們多麽願意相信它是──整部 Netflix 2020 年的原創紀錄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The Social Dilemma）便是在高聲駁斥免費媒體的廣告制不過是「我們把自己賣給自己」的普世幻象。
《智》片以訪談與情境劇雙軸敘事，聚集前 Google、Facebook、Instagram、Twitter、YouTube 等內部高層一同控訴智能科技Ｂ面的數位竊盜統治（digital kleptocracies）、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和這之中被交易的人類期貨（human futures）市場。它振臂疾呼「如果你沒有花錢買產品，你自己就是產品。」──搜尋引擎、社群軟體作為廠商將我們的注意力販售給任意的付費者，每一次上線都是一次對我們所見內容的公開兜售與競標。而同時，我們所有的數位足跡都被監控、開採以建立更準確的模型來預測我們的行動，並回頭再改進投放內容攫取注意力、激起情緒衝動的精準度。
在這樣雙向的增強機制下，每一次點擊都再精化了你遠端模組的成形、每一次注視發動的反饋迴路都加強了你下次使用的誘因與抵禦的不可能性──「我們已不再身在工具型（tools-based）的科技環境，而導向了成癮和操弄型的科技環境，搜尋引擎、社群媒體並非被動讓人使用的便利工具，而是有其目標、利用人類心理剝削人類的營利企業。」
《智》片更進一步控訴演算法自我回饋機制形塑的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如何讓使用者自我隔離在想法相同的團體中，並更容易被未經管制的消息鎖定、投放，以達成幕後政治勢力的操縱訴求。
儘管《智能社會：進退兩難》對此並未形成更具體的描述，我們可以在 Netflix 2019 年相似議題的紀錄片《個資風暴：劍橋分析事件》（The Great Hack）看到實例如何回應《智》片的論點──2016 年替川普陣營競選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透過 Facebook 的使用者個資建立美國成年人的「人格」分類後、將資源主力瞄準在「可影響者」（the persuadables），並透過整個創意團隊設計非常精準的個人化內容來觸發這些人：「國界保全的大縫隙讓恐怖分子⋯⋯」、「希拉蕊柯林頓電郵門事件極度粗心⋯⋯」，他們動員部落格、網路文章、影片、廣告和想像得到的所有平台，「直到他們（選民）看到我要他們看到的世界為止。直到他們選我們的候選人為止。」
而這樣對準人民的武器級傳播策略（weapons-grade communications tactics）不只被應用在英國脫歐、介入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更未隨著劍橋分析的敗訴瓦解。反移民、反多元價值的極右派「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短短幾年間的急速崛起便昭示著另一次社群操縱的勝利──「圈粉、建牆、吸票、得權」（註1），儘管手法驚人地相似並一再重演，《智能社會：進退兩難》告訴我們，使用者往往在知覺前便已身體力行地抵達了更兩極分化、民主淪喪的世界。
然而，沒有知覺的何止是大眾？《智》片在用煽動的一面倒敘事全盤否認社群網路的民主價值、並塑造簡化的正邪對立的同時，難道沒有反向操作自己所大力抨擊的社群操縱術企圖達到使用者／社群媒體的兩極分化？
《智能社會：進退兩難》作為警世紀錄片最大的諷刺，便是它本身對其批判對象的完美示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