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生活・東京都 板橋區・第九年

在台灣就讀外語系的學生們所擁有的一個共通的困境，就是在台灣的環境下非常難精進自己的聽說能力，進入日語系的Asa也擁有同樣的煩惱。大學三年級的時候，Asa到千葉的浦安大學交換了半年。這半年中雖然身處日本，Asa卻沒有太多機會和日本學生相處，缺乏練習之下日語溝通能力自然也不會有進步的機會。四年級回到台灣時，Asa自己衡量後認為如果想要再增進會話能力的話只有回到日語環境一途。

交換期間，Asa從一位正規生的口中得知了日本大學別科的存在，因此畢業後便進入東京的早稻田別科就讀。雖然身在日本，Asa在學校還是多半和台灣人聚在一起，導致練習日語口語能力的機會不是太多，所幸當時她還有課外的打工，促使她需要時常與日本人對話，讓她對於自己的聽說能力添加了自信。

大學時就讀的日語系的Asa，其實對於能夠傳達情報媒體業一直懷抱著憧憬，高中時在日語系與大眾傳播系之間該選擇哪個有過一番掙扎。來到國外，Asa發現自己一直以來覺得理所當然的「台灣人」這個標籤居然開始有些模糊，在其他國家人眼裡台灣和中國的界線分得並不清楚使得原本沒有特別思考關於自我認同的Asa開始需要解釋自己的身份認同，這時她所想到的，就是透過媒體的力量為自己發聲。隨著想法逐漸成形，Asa最終決定繼續在日本大學攻讀媒體領域的碩士學位。

由於當時已經在早稻田就讀別科，Asa便將目標放在一直以來也很嚮往的同校碩士學位，不過和台灣的大學所不同的是日本的大學很少以傳播相關學科為主開設獨立的大眾傳播系，所以她最初還為找不到研究媒體的系所而感到驚訝，後來才在政治學研究所裡找到了「新聞學（ジャーナリズム）」的研究科。結束別科後，Asa先是以研究生制度進入早稻田大學一年，隨後正式開始碩士生活。

Asa的指導教授曾經是一名戰地記者，在對學生的指導著重在身為媒體人的倫理觀，並一再的強調「媒體是為弱者發聲的工具」。受到這樣的想法影響，當Asa在為了研究而尋找自己周身的「弱者」時，赫然發現其實作為台灣人的自己正是國際上的弱者。

2014，太陽花學運讓包括Asa在內的年輕人突然感受到「台灣人」的身份其實有如浮萍，隨時都有可能消失。當時台灣社會迫切的亡國感，讓Asa心中湧起一股必須盡自己所能向其他國家的人傳達作為台灣人聲音的使命感，因此在決定畢業專題時，她毫不猶豫的決定以影響自己極深的「太陽花學運」作為主題。

2016年的總統及立法委員大選可以說是受到太陽花學運所影響最大的政治活動，第三勢力藉著學運的社會能量紛紛出現，認為不可放過這個機會的Asa為了拍攝紀錄片休學了半年，在這段時間裡跟拍當時以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參選立法委員的曾柏瑜，隨後完成了畢業作品的「I AM TAIWANESE〜ひまわり世代からの挑戦状（我是台灣人～來自太陽花世代的挑戰書）」。

待在國外反而更增強自己的台灣魂意識，雖然我自己沒有進去衝議場，但我會想透過這個作品向外國人 — — 甚至是中國人解釋為什麼自己會這麼的想表達自己的身份認同。

Asa心中的火焰並沒有因為完成一部學生紀錄片便消失，反而讓她更想要進入日本的媒體業，看看以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什麼。當時Asa非常喜歡一個由東京電視台所推出的電視節目「日経スペシャル 未来世紀ジパング」，這個節目每一集都會深入淺出的介紹國際上的經濟趨勢以及社會現象，可能是非洲某一小國的農業革命，或是日韓關係的歷史問題，即使涉獵的議題極廣，但透過各種道具以及採訪片段在1小時的節目內容中提供觀眾基本的相關知識，因此相當受到喜歡知識性節目的觀眾們推崇。

「未来世紀ジパング」曾有多次以台灣作為主題，每次都能用高超的手法來將主題淺顯易懂的呈現給觀眾，讓有心追求在如何向其他文化圈解釋台灣人的自我認同的Asa敬佩不已，因此在畢業時便決定要到和這個節目相關的職場就職。考量如果是進入電視台，之後不一定可以和特定的節目有所關聯，因此Asa選擇應徵了參與製作「未来世紀ジパング」的製片公司。

以「製作含有台灣元素的節目」為目標進入製片公司的Asa最初所被分配到的是一個股票投資節目，沒有馬上得到參與製作憧憬節目的機會。雖然當時的同事與上司都相當不錯，算是相當舒適的工作環境，但因為她對投資領域一竅不通，在積極跟公司提出調換節目的期望之後，熬了一年Asa總算是得到進入「未来世紀ジパング」製作組的機會。

雖然參與製作「未来世紀ジパング」是Asa進入這間公司的目標之一，她本人也對這份工作充滿期待，但實際上開始工作以後卻是讓她真正認識到影視業界血汗一面。有趣的節目不會憑空生成，尤其兼具專業性的內容必須經過大量的準備，到了「未来世紀ジパング」這種高度的節目更是需要來自整個團隊的高度熱情才有可能達到，而這樣的環境導致Asa在這段期間經歷了一般人難以想像的辛勞。

這時的Asa作為助理導演（アシスタントディレクター）在團隊裡的工作就如同字面上需要幫助節目的導演處理大小事情、完成導演所交代的各種雜事，而製作節目時所涵蓋的工作極其之多，最初提案時各種資料的查詢、影片拍攝時的前置準備、拍攝完成後的剪接及字幕、錄製旁白後再次編輯、最重要的是一再檢查內容是否有誤，最終才能完成高品質的節目。因為團隊對於節目的熱愛導致大家都會追求更高的成果，製作期間大家每天都主動的加班到半夜，睡三個小時再回來工作。

我是跟人家合租房子，但常常我回到家時大家都已經就寢，很長一段時間根本見不到面。那個時候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什麼時候會有休假，真的還蠻痛苦的。

除了誇張的長工時，工作時的緊張感也非常高，不允許任何失誤的空間，這樣高張力的製作程序可能需要歷時一個月～二個月才能完成一個1小時的節目，疲勞和壓力之下即使平常和藹的上司也會開始咄咄逼人，讓需要加倍努力才有辦法跟上的Asa仍然時常因為受到責備而掉眼淚。在這樣艱辛的環境下仍然沒有放棄理由除了Asa對節目的喜愛之外，也因為他懷有著總有一天想要藉由節目來介紹台灣的心情，不過在參與節目製作的期間，她逐漸認知到一個相當殘酷的現實，那就是「並非有台灣人才能製作和台灣有關的內容」，「未来世紀ジパング」本身做過幾次和台灣相關議題都是在缺少台灣人參與的情況下完成，除此之外助理導演也對於節目內容的走向也缺乏主張意見的權力，因此這段時間內雖然成功進到喜愛節目的幕後卻沒有表現機會，讓她感到加倍受挫。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即使「未来世紀ジパング」的評價極佳，在Asa加入的一年半以後東京電視台還是決定結束這個節目。雖然來不及將自己的理想化為現實，但Asa在這段時間內成長許多，也累積一定程度的資歷，因此接下來作為導演被分配到約五分鐘左右的迷你節目，訓練她獨立作業，不過要如何融入台灣元素的問題仍然擾著她。

今年年初的總統大選，有另外一個團隊為了尋找台灣選舉的節目主題而來向Asa打聽狀況，當對方驚訝於包含她在內的許多海外台灣人願意為了投票趕回台灣時，Asa才感受到原來自己習以為常的事情其實以製作節目的角度來說有深入的價值，也讓她看到了一絲曙光。因為這樣，節目專題內容便因為Asa而定為「返鄉投票的海外台灣人」，不止介紹了一位朋友給團隊跟拍了返鄉投票的過程，不屬於該製作團隊但同樣要回台灣投票的Asa還用自己的休假協助拍攝，帶著外景團隊去拍攝候選人的造勢晚會或是擔任隨行翻譯等等，為節目的製作貢獻良多。

Asa最近開始擔任年末的韓國旅遊特別節目的專題導演，由於主題比較明確，難以融入台灣元素，距離做出她理想的節目還有不少路要走。不過在做無關節目的同時，她也在確實的累積資歷，等到未來再有像是選舉之類的重大活動，而自己又處在較有發言權的位置時，說不定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就有機會讓自己作為台灣人的聲音被更多日本人聽見。

我覺得我現在還沒有太大的作為，但是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做跟台灣有關的特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