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與書—讀在世界傾危的時光（上）

「危險與書」這個題目，其實就是講閱讀史。閱讀從來都是危險的，思想是危險的，取得思想也是危險的，有很多人是害怕的。書也有種種危險，被蟲咬，被火燒，還有被疫情打斷的種種危險，但是它還是有非常多堅韌的生命跟歷史。當然我無法用短短的一個小時去講整個閱讀史，但我可以講一點我自己的閱讀史，我跟讀書的某些關係。

這個演講獻給我的朋友黎智英。

因為某種觀點和立場，現在上面照片裡這個人被監禁在牢獄裡，這是歷史上跟自由表達自由思想奮鬥史的一環，這個畫面對我來說當然是非常震撼的。它讓我想到我自己早年的編輯生涯，我們每個人都有過同樣的危險，幸虧我們面對的政權沒有這麼厲害，我沒有變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讀書有種種危險？我猜想，有些書是危險的——根據那些關心我們身心健康的人的看法。這些關心者可能是父母、老師、訓導主任，但更多時候是比這個更強的權威，也就是authority，威權體制。他們會說某些書是對你有害的，所以你不該讀。如果我們不疑有他，也覺得不該讀，那我們當然也就安全了，可是我回想起來，我們內心也都有一種煩躁不安的部分，總是會好奇，那些不准我們讀的書，到底是什麼？

也許你會有機會經歷過一些。對我來說，在成長讀書的過程中，其實有種種的啟蒙，有一部分的啟蒙，就是偷偷摸摸的啟蒙，來自那些把不允許你看的書交付給你的人、提供給你的人；或者你取得的過程，都會有一個噤聲的姿勢，例如當有某個人把書交給我，可能是我的姊姊或朋友，他們會比一個手勢：噓，不要告訴別人。

我的禁書年代：1968-1989

我的禁書年代回頭看，這就是台灣的禁書時代。這個禁書的年代遠比我個人更早，因為我有能力能讀像樣的書的時候，已經是1968年了，已經小學畢業，開始想讀更多的書。但這個禁忌年代一直延續到1989年，台灣原則上就擺脫了，偶爾會出現文化部長說要禁掉大陸進來的書之類的，這些都是插曲，不會影響大局。我的意思是，李部長別擔憂，您改變不了台灣現在這個面貌的。禁書時代，應該在台灣已經完全過去了，除非有一個強大的政治或戰爭翻轉了它。

我第一個接觸到的禁書，是我們家出的第一個大學生，到外地讀書之後，帶回來文星書店的李敖的〈老年人與棒子〉這篇文章給我看，這本書就是李敖在文星叢刊出版的《傳統下的獨白》。雖然那裡也有一個噤聲的姿勢，也讓我知道讀這樣的書不要讓別人、老師、學校知道，我的父母倒沒有關係，因為他們不知道那是什麼。

我在讀李敖這本書的時候，其實是受到震撼的，因為我從來不知道這些不准我們讀的書，原來這麼好看。裡面有那麼多有意思的觀點，或者是對照性的觀點，我並不是說這些觀點比我的老師更對，而是這個觀點給了我打開一個範圍，發現原來可以有另外一個觀點。我擁有原來社會希望我知道的觀點，現在我又有了社會不希望我知道的觀點，合起來，我的知識的範圍是擴大的。

這是我後來常說，我們的知識的範圍其實是被邊緣所決定的，也就是被那些邊緣的人所決定的，如果沒有那些邊緣的人走得夠遠，我們的世界就不會變更大。

有了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之後，我當然想找更多被查禁的書，包含李敖所有的書，我真是把李敖的書讀得很熟的，熟到後來我幫李敖編書的時候，書前面的出版緣起，李敖都沒有發現那不是他自己寫的文章，我完全是用李敖文體來寫那篇文章。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大量看李敖和胡適的文章，看到完全可以用他們倆人的筆調寫文章。

然後，我又看了大量地下出版的書籍，那時候文星書店已經被關了，它的書散落到各個地方，有些比較沒有政治禁忌，就被一些出版社出成地下的版本，當時有一個重要的版本叫「五元叢書」，就是把文星叢刊都拆成小本，每本賣五塊錢。通過這些書，我讀到了西洋藝術史等等書籍，讀了各式各樣開啟眼界的書籍。

高中時我跟同學之間就有機會交換書，大學來到台北，更接觸到來自台灣各個角落年輕、追求知識的人。我在大一碰到一個來自台南的同學，在教室上課時敲了敲我的肩膀，遞給我一本用紙包起來的書，也比了一個「噓」的手勢，讓我不要告訴別人。我回去打開來看，是《陳映真作品集》。陳映真當時已經在牢裡，他的書已經都被查禁了。這本書並不是台灣出版的版本，是香港小草叢刊出的。香港出版社在台灣政府抓了陳映真之後，就出版了這本書，書的前面有一篇劉紹銘寫的陳映真介紹，那篇文章名字也讓我印象深刻，叫做〈一斤草能負載多少真理〉。

大學時，我出於好奇，想去上一些在當時的氣氛裡不怎麼希望我們去修的課。在我讀的經濟學科系裡，有一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我就跑去上了。結果全班只有三個學生，還有一個似乎工作起來很艱難的老師，每次上課外面會有人站崗。所以老師上課前會先嘆氣，說：「我們這門課要讀的書都是禁書，都讀不到，所以各位必須每一堂都來拿我的講義。」他的講義就是把《資本論》一段一段翻譯出來給我們。

這是一個沒有課本的教程，因為受到監督，因為內容不允許閱讀，但允許開課，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狀況。後來我跑到大學圖書館裡去找，發現查禁書的人不見得知道所有書的存在。事實上，馬克思的《資本論》，就藏在圖書館中的一本書裡：How to Read a Book《如何閱讀一本書》的作者Mortimer J. Adler編了一套大書Western Great Ideas。

這套大書其實就是當年芝加哥大學校長R. M. Hutchins主導「讀經運動」的時候，找了哲學家Mortimer J. Adler編的一套經典叢書，原本叫做5 Foot Classics。這個書後來Adler覺得，「五呎經典」不能叫經典，因為只有涵蓋西方經典，他覺得自己的知識範圍無法處理東方，所以這套書後來被《大英百科全書》的出版社拿去重出時，改名叫Western Great Ideas，這本書的作者從荷馬到現代的佛洛伊德都有，中間就藏著馬克思。所以完整版的《資本論》，其實早就在大學圖書館裡，可能讀書的人跟燒書的人都沒有看見。

大學裡會有一些神通廣大的學生，是有辦法找到某些書的種子，知道這些書有很多人渴望要讀，像今天的團購或拼多多一樣，先傳出個話說：「我要印顧頡剛的《古史辨》，你們要不要買？」讓大家登記名字，幾個月之後，他就會把印好的書帶來分。當年我們身邊就是會有這樣專賣禁書的同學，只是這些禁書很少是真的能夠顛覆國家的，不過就是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啊，顧頡剛的《古史辨》啊，這一類民國初年學者的創作而已。

我現在說這些話的意思是：不要相信這些毒草或匪書有多毒或多匪。我到70年代進到報業、新聞界工作，當時的新聞界，其實設有一些研究中國大陸訊息的機構，在《聯合報》有「匪情資料室」，在《中國時報》叫「大陸研究室」。當年那是報社裡神秘的單位，大門緊閉，是員工沒有先登記不能進去的神秘場所，一般的新聞工作者也不能進去的。

等到我有機會進到裡頭去，這麼神秘的新聞機構照理說應該要有一些很厲害的國家機密才對，但是我進去一看，就是些香港報紙和雜誌而已。在一個禁忌的時代，連一般常識，都會變成查禁的對象。明明是一個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唯獨某一個社會完全不知。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