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世界史的進展已經到了可以「顛覆固有偏見」的程度,比如說「大分流」及其相關的學術研究直接否定了歐洲優越論,其顛覆的程度已經達到了可以重寫教科書的程度。這樣大規模的世界史的研究必須跨越不同語言的史料、整合不同衝突文明的觀點,研究的難度非常的高,但是得到的成果也非常豐碩,徹底改變了我們觀看世界的角度,其中「蒙古史」的研究成果,已經可以終結西方固有的「黃禍論」以及中國固有的「華夷思想」,成為呼應「大分流」的當代顯學。這次要介紹的書,是蒙古史專家京都大學教授杉山正明的著作「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以忽必烈時代的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各種實質的進展,來修正對蒙古的舊有偏見,並且重新定義世界史中蒙古時期(十三世紀初至十四世紀後半)的歷史定位。
蒙古史的研究首先要面對的是來自各文化圈的各種指控,玆列如下:
- 中國認為蒙古蒙昧無知,不能理解高度的中國文化,除了停止科舉之外,還把南方中國人劃分為四階級中的最低階級,所以對中國來說,蒙古所帶來的只是災難
- 中亞地區認為蒙古的破壞,造成了伊斯蘭等中東地區的落後
- 俄羅斯用「韃靼的桎梏」來形容蒙古統治下的殘酷
首先談到來自中國的指控,作者找出了一個最有力的反證:杭州從南宋過渡到蒙古後持續繁榮的事實。不論是來自中國的文獻,還是來自於歐洲的記錄(馬可.波羅與伊本.巴圖塔的遊記),對於蒙古時期的杭州的記錄,不約而同都認為它是「世界上最頂級、最繁榮的都市」。一個在蒙古統治下不是政治中心的城市,當年卻能有這麼繁榮的景象,其實是絕無僅有的成就,面對這樣事實,卻還要指責蒙古人「野蠻」「破壞文明」,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
另外針對科舉,作者提出了一個事實:就算在宋朝,實際上有一半以上的官僚是透過科舉以外的手段來出仕的。而在蒙古時代,也有很多中國人官僚被延攬到政府機關擔任重要職務,不能因為沒有科舉而做出「野蠻」的結論,以及延伸出「種族歧視」的指控。以上這些指控的來源,大多來自中國的士大夫及讀書人,也就是在蒙古統治時期最失意的族群。為什麼蒙古不肯重用這些熟讀經典的文青?本文後段在講到蒙古帝國的建國目標時會再提到這個問題。
中亞地區因為蒙古入侵而沒落嗎?事實上從蒙古時期,一直到帖木兒王朝,中亞都是文化興盛的地區,就算在征服的過程中有過少數城市遭屠城的記錄,但是帖木兒王朝因為豐富的文化遺產、被認為是「帖木兒王朝文藝復興」的事實,就是最好的反證,畢竟如果中亞地區因為蒙古的侵略而造成重大的危害,絕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繁榮起來,這點和中國的杭州情形類似。
再談到俄羅斯,事實上在蒙古侵略俄羅斯的初期,俄羅斯人就已經主動臣服於蒙古的勢力了,所以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而之後俄羅斯的幾個政治人物也都是藉助於蒙古的力量擴張自己的勢力,因為蒙古的緣故,俄羅斯才正式走入世界的版圖,在十六世紀正式成立俄羅斯帝國。因為這段從屬於蒙古的歷史,所以有史家認為俄羅斯帝國是蒙古帝國的繼承者之一。事實上蒙古從未在俄羅斯實行過嚴密的統治,因為在蒙古時期俄羅斯大都是尚未開化的土地,沒有佔領的價值,因此「韃靼的桎梏」恐怕只能說是為了凝聚民族向心力的誇大其詞。
否定了來自中國、中亞、俄羅斯的不實指控之後,作者接下來要開始深入探討在忽必烈時代的蒙古所面臨的大挑戰:如何管理這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首先,因應蒙古廣大領地的多種語言、多種文化的現實,忽必烈手下的策士也是來自四面八方的一時之選,有蒙古族、維吾爾族、女真族、漢族…等等。軍事事務由蒙古族負責,商業事務由穆斯林商人負責,行政庶務則由漢族負責,目標要成為前所未有的軍事及通商帝國,以軍事為基礎,透過發達商業來成就帝國的覇業。這個建國目標除了參考古代羅馬帝國發展海陸交通以促進商業流通的做法之外,還參考中國的官僚體制、中央管理及有效的徵稅方式,再加上來自穆斯林世界的重商主義。為了要建設這個史上領土最大的帝國,忽必烈必須要用史無先例的做法來經營這個帝國,在外在威脅都已清除的當下,要如何調解不同汗國之間的利益衝突?要如何讓帝國境內各民族有一致的目標?忽必烈最後得到的解答,是要持續創造安寧和繁榮,以蒙古草原的軍事力,配合中國的經濟力,結合穆斯林的商業力讓帝國的物流、資金源源不絕的流動,以國家的力量開創經濟的繁榮。
沒錯,忽必烈要創造的國家,就是個自由經濟掛帥的資本主義國家,國家建設了橫跨歐亞大陸包括陸上與海上的綿密交通網,用低廉的租稅及取消過路費的方式,以鼓勵帝國內商品與資金的大量流動,藉由頻繁的商業活動創造帝國的財富。不論宗教,不論種族,不論文化,只要能為帝國創造財富的人,就能為帝國所重用,在這樣重商的國家政策下,傳統「重農抑商」的中國士大夫被打入冷宮也是很正常的事,因為地位被穆斯林商人所取代,所以有關蒙古時代的中國記錄完全沒提到穆斯林的存在,看起來怨念相當的深…
關於蒙古帝國的記憶,絲路、威尼斯、馬可.波羅、青花瓷是比較著名的,事實上明代的鄭和下西洋也是蒙古帝國的餘響,因為穆斯林的海上商路在明代初期還未完全斷絕,而鄭和本人也是穆斯林。可惜明朝的國力不及蒙古帝國,這條海上商路在失去中亞地區的宰治力之後,就漸漸的沒落了,接踵而來的是明代的海禁以及人類史上最長的城牆:萬里長城,可見得明朝多麼懼怕這個曾經雄踞歐亞的蒙古民族。
此書的副標題是「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作者在最後提出了一個大哉問:
經過蒙古時代,歐洲急速地變得「外向」。生產與流通,特別是國家與社會以通商為一個當然目的一般,不知不覺變成如此。與「十字軍」的時代簡直不同。那麼,為什麼會如此呢?
因為多年來各文化圈為了脫離蒙古統治時期的屈辱,不約而同的醜化/忽略了蒙古帝國時期的影響,造成了關於蒙古的歷史研究有很長一段時間處於空白的狀態。遺忘了蒙古帝國時期的記憶之後,「歐洲中心論」其實並沒有辦法回答作者這個大哉問,因為國家的發展以向外擴張搭配通商的這個概念,並不是歐洲國家的原創,蒙古帝國才是第一個實踐此概念的國家。以下用作者的結語來作為本文的結束:
但是,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上要再一次重新檢視今日世界與歐亞歷史時,蒙古時代及忽必烈國家所持有的意義,就大大地浮現出來。現在正該是回顧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