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媒體報導有關新疆、內外蒙古及西藏消息評析(二)

台灣與大陸新疆、內外蒙古、西藏或流亡印度尼泊爾的藏人聚居區，距離遙遠，兼以自李登輝以來，推行「去中國化」，因此各媒體對大陸的消息較少報導，對於更遙遠的大陸邊疆地區及流亡海外印度、尼泊爾藏人的消息更是鮮見刊載，在台灣主要的平面媒體（指發行數較多者）大致為：《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旺報》（此報後併入《中國時報》）等，其中《蘋果日報》其創辦人為港商黎氏，自黎氏介入香港動亂事件，且其人逢中共必反之特性，該報之言論已失客觀，並且偏向主張台獨之政黨靠攏，失去媒體應有公正立場，兼以該報幾有一半篇幅為廣告，售價又為他報之兩倍，因此本文並未將《蘋果日報》納入分析，另有《聯合晚報》，多年來為台北唯一的晚報，但自二○二○年六月一日最後一日出報後停止發行，因此本文所採用的媒體為《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旺報》、《聯合晚報》。

茲先將這些媒體的屬性稍作分析（純為筆者個人之看法）：

《聯合報》之創辦人為王惕五，王氏雖為國民黨員，但一本媒體為第四權的立場，監督政府不遺餘力，如今為王氏後人執掌該報仍一本既往立場，可說是立論較為客觀公正之媒體

《中國時報》其創辦人為余紀中，也能一本媒體人立場辦報，在戒嚴時期，該報常替「黨外人士」辯護，其後余氏家族退出該報，改由台商蔡氏接手，但仍本該報傳統立場。

《旺報》創辦人為台商蔡衍明，以報導大陸消息為主，但並未對大陸奉承阿諛，仍維持媒體應有的基本立場。

《自由時報》其創辦人為林榮三，林氏原為中國國民黨黨員。曾任監察副院長，有崇高地位，但欲更上層樓，所謀不遂，立場丕然大變，該報已成為台獨黨的機關報，不僅是逢中共必反，連文化的、歴史的中國也反，但在台灣該報仍擁有相當多的銷售量，不應漠視。

二○二○年全年上述各報刋登大陸新疆、內外蒙、海外藏情共有九十五則，各報刋登之情如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二○二○年全年上述五家平面媒體，刋登大陸新疆地區或維吾爾族、內外蒙古及海外藏情消息共九十五則，其中《自由時報》刋登五十則，占全部一半以上，似乎該報對大陸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事務特別關心，情有獨鍾，另外四家媒體常被偏台獨人士稱為「紅媒」，反而只刋登了四十五則大陸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消息，這種現象相當怪異。

現在再進一步將媒體對上述三個地域的報導，按地區依事件內容加以分類（依筆者之看法分類），先看有關新疆或維吾爾族消息，其情況如下表：

在上表有關新疆或維吾爾族消息，總共有五十四則，《自由時報》占三十七則，超過一半，也超過其他四家報紙的總和，其內容集中在西方國家指責中共侵害新疆維吾族族人權，文化、種族滅絕、美國制裁中共監控維吾爾族之官員及有關中方企業，以上兩項各有十則，批判中共打壓伊斯蘭教者有五則、批判再教育營者五則，提到新冠疫情（該報稱之為武漢肺炎）僅一則，其他六則，詳細情形將在下節分析。

二○二○年此間平面媒體對內外蒙古消息僅刋登十六則，茲也依其性質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關於外蒙古需酌予介紹，按大蒙古國自忽必烈（成吉思汗鐵木真之孫）自立為大汗建立中原傳統政權模式，取國號為「元」，取「大哉乾元」之義，成為中國正統王朝之一，從此蒙古的大汗都由元帝擔任，傳至脫懽帖木耳時，其汗號為必里克圖可汗，依循中原王朝傳統使用年號，共用了元統、至元（忽必烈曾有此年號）及至正三個年號，在至正二十八年（西元一三六八年）被朱元璋命徐達將元帝脫懽帖木耳逐出大都（今北京），一般漢文史料都稱這一年為元朝滅亡之年，並在他崩殂之後，明朝以其順天應人退出大都，而謚之為「順帝」，但蒙文史傳則謚之為惠宗，依現存《周公諡法》（見《史記正義》）指「柔資慈民，愛民好與」可謙之為「惠」，可見在蒙古史家認為脫懽帖木耳或必里克圖可汗並不是一個「壞」皇帝或可汗，元惠宗雖退出大都，可是元朝並沒有滅亡，大蒙古國的汗統也沒有中斷，仍然統治著大漠南北，而且大可汗的汗統一直在漠南延續，之後，由於所統治的地域在大漠南北，其地皆為游牧的蒙古族，習慣稱其領袖為可汗，對「元朝」或「皇帝」的名號，並不習慣，於是漢文史傳又稱脫懽帖木耳退出大都五傳後，去元國號及皇帝的號。

及至明朝中葉，大蒙古國大可汗為達延汗（實際就是大元汗，明人忌諱「大元」，而音譯為達延）盛極一時，統一各部蒙古，將漠北之地封其季子格勒森扎扎賚兒，此為後日漠北喀爾喀蒙古三汗之由來。按蒙古族大致可分為蒙古本支與蒙古別支兩大類；所謂蒙古本支，是指自始就是蒙古族的，也就是《新元史》所稱黑韃靼，而蒙古別支是指其原非蒙古族，後被征服或降於蒙古，經過歲月的混融，已經蒙古化，也即《新元史》所指的白韃靼或野韃靼，在明朝時稱瓦剌（其複數為瓦剌特或衛拉特），清代稱額魯特（或作厄魯特），達延汗之後，衛拉特逐漸強大，威脅到蒙古本支，但因成吉思汗曾規定「非黃金氏族（指成吉思汗一系）不得為大汗」，及至忽必烈之後，更進而規定非元帝後人不得為大汗，此即所謂「元裔」，此所以明代後期衛拉特雖盛極一時，如瓦剌也先曾在土木堡俘獲御駕親征的明英宗朱祁鎮（事在西元一四四八年），也先並未稱蒙古大汗。

明未清初，衛拉特係由準噶爾、杜爾伯特（此兩部係林木中百姓蛻化而成，其首酋姓綽羅斯），土爾扈特（係成吉思汗時克烈部蛻化而來，克烈原係操突厥回紇語之民族，被成吉思汗攻滅併吞後而蒙古化）及和碩特（係蒙古本支，其酋係成吉思汗之弟哈不圖哈薩爾之後人，因爭奪汗位不成，而西徙投入衛拉特）四部所組成，其中以準噶爾部最稱強盛，清康熙時（一六六二～ 一七二二年在位），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渾台吉、鴻台吉、皇太極等應是漢語皇太子之音譯）之子噶爾丹，曾到拉薩出家為喇嘛，五世達賴見其係名門貴胄，視為奇貨，認證其為轉世活佛，會巴圖爾渾台吉死，乃星夜趕回準噶爾，五世達賴立即給予「博碩克圖汗」名號，並派位階頗高之活佛隨之返回準噶爾部，意在奪取準噶爾部之領導權，但在其返回準噶爾之前，在「國不可一日無君」情況下，已由其兄僧格繼位為準噶爾部長，不久僧格為其異母兄卓特巴巴圖爾所殺，噶爾丹在五世達賴所派活佛喇嘛協助下，奪得準噶爾部領導權，遂稱準噶爾汗，俄國學者茲拉特金明白指出：「無疑的是，噶爾丹如果沒有喇嘛教的支持和幫助（實際上是指五世達賴而言），就不可能指望在這場（指爭奪準噶爾部首領之爭）的鬥爭中取得勝利。」[23]

噶爾丹既奪得準噶爾部之領導權，而準噶爾部又係當時諸部蒙古中實力最強大者，五世達賴眼見中國清朝康熙帝英明有為，威服漠南諸部蒙古，平定三藩之亂，收復台灣，料其終將向青藏地區進展，為阻止康熙向西南發展，唯有將其兵力引向北方，於是慫恿準噶爾部噶爾丹縱兵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其時漠北尚未納入中國清朝版圖），一旦漠北有警，勢將影響漠南各部蒙古，如此便可將清朝兵力引向北方，噶爾丹在五世達賴唆使蠱惑下，果真率三萬鐵騎東掠漠北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地，三汗不敵，逃向漠南清廷上駟院所屬達里岡崖牧場避難，康熙不僅予以收留救濟，且承諾來年將御駕親征，將準噶爾逐出漠北，使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得以重返故土，次年康熙果真親征準噶爾噶爾丹，前後三度親征，噶爾丹不僅被逐出漠北最後在走投無路情況下困病而死[24]，漠北喀爾喀蒙古在懷德畏威情況下，自動請求比照漠南蒙古之例，編設盟旗，納入中國清朝版圖成為中國領土，時為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年），清廷遂以大漠為界分為內、外蒙古，明載於《大清會典．理藩則例》從此內、外蒙古遂成為法律名詞。

從上所述，可知外蒙古並未經過戰爭征服，乃是自動請求歸附中國清朝，納入中國版圖，自一六九一年納入版圖，至一九一一年長達二百二十年，幾無叛亂事件，此乃史實。

但遜清季世，列強對中國大肆侵略，或割地賠款，或設立租界，帝制俄國對中國之侵掠更是自蠶食而鯨吞，對外蒙古也是志在必得，光緒（一八七五～一九○八年位）季年，其駐庫倫（外蒙首府，今烏蘭巴托）總領事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極盡奉承巴結，冀其向心俄國，不惜以女色誘惑[25]。對外蒙古王公也是刻意攏絡誘煽，詐稱只要脫離中國，則所欠中國官府及在蒙漢商的巨額債務，就可一筆勾銷，兼以末任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為遵朝廷推行新政之令，在外蒙古並不具備推行新政條件下，強行推動，引致外蒙古王公、喇嘛、人民之不滿，在此情形下，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槍響，外蒙古遂宣稱獨立，之後一連串之自治，再獨立等情形，上節已有敘述，於此不贅 ; 從上述可知外蒙古之入中國版圖，是出於自願，而其最後脫離中國，是經過「公民投票」，而中國認同此項投票結果，承認其獨立，兩者都未透過戰爭，目前在法理上外蒙古當然是一個「國家」，但是一個陸封國，有美、日等強國在支持，勉能以「國家」形貌存活，一旦美日衰微，應該是外蒙古人民再度決定自己前途的時刻。

在二○二○年有關外蒙古消息只有三則，其一為外蒙醫生對台灣以電鍋蒸口罩感到新奇（見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聯合報》B1版），另一則為外蒙古欲在二○二五年全面恢復使用老蒙文（見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聯合報》A9版），關於這一部分，當在下節作較詳細分析；另一則為外蒙古民眾抗議中國大陸當局在內蒙強化漢語教育（見二○二○年九月十七日《聯合報》A10版），外蒙古目前仍然使用與俄文字母相同的息立克字母書寫蒙文， 這一點外蒙古似乎管過頭了。

西藏及海外藏情部分，二○二○年全年上述各媒體共刊登了二十五則相關消息，茲依其內容，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以往有關達賴或藏情的消息，此間媒體每多加以刋登，在二○一五年以前，每年多在一百則以上，使達賴成為媒體寵兒，但自二○一五年起遂漸減少，二○一五年僅刋登六十八則，明顯較之前少了一半，二○一六年又較二○一五年少了十五則，其媒體曝光率減少已是事實，不過美國大選期間，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曾於二○二○年九月三日發表聲明說：只要他當選總統，就會與西藏精神領袖（注意：不是政教領袖）達賴會晤（見二○二○年九月五日，台北《自由時報》A8版），這一點頗值得注意，按以往美國總統總是以「不期而遇」方式會見達賴，而且多不是在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這次拜登公開說明如當選總統，就會與達賴會晤，如今拜登已當選且就任美國總統，不過美國當前新冠疫情仍極嚴重、經濟問題以及競選期間川普所造成的人民對立問題，都是拜登眼前急需要解決的問題，會晤達賴一事，最樂觀的看法，至少會拖到新冠疫情緩和以後。

二○二○年九月十一日，《中國時報》A2版，有一則消息頗值注意，其標題為：《若條件配合，達賴期待明年再訪（台）》，其內容大致為：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近日透露，他已收到來自台灣的邀請函，若北京允許，希望明年有機會出訪，先到新加坡再到台灣訪問。這則新聞也指出並未提到邀請達賴訪台的機構，藏人教政高層說話向來喜歡故作神秘，既想來台又刻意不說邀訪機構，這種吞吞吐吐的話術，像極了政客，不過翻查二○一九年剪報，查到二○一九年三月八日台北《中國時報》A4版，有這麼一則消息，其標題為：「（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　歡迎達賴來台」，當然我們不宜這麼簡單的將兩者劃上等號，何況羅文嘉現在已不是民進黨秘書長，之前的「歡迎達賴來台」，現在已然成為明日黃花，不過當時羅文嘉表示歡迎達賴來台消息見報後，大陸北京聯合大學台研院副院長李振廣在受訪時表示：「民進黨聯合各種分裂勢力，在兩岸關係上製造事端是羅文嘉上任後第一件讓人印象深刻的事，明目張膽把兩岸關係拉到危險狀態[26]」。可見大陸對達賴來台反應非常激烈，所以達賴表示「若條件配合，達賴期待明年（指二○二一年）再訪（台）」時，表示「訪台當然是要在獲得北京允許的情況下」[27]，可見達賴心知肚明其來台能否成行，需要北京點頭。

就達賴而言，當然願意來台參訪，在政治上「只是為未來西藏獨立時增加與中共談判的籌碼」[28]，目前達賴雖然在口頭上不再喊西藏獨立，但不論其所謂「五點和平計畫」、「中道思想」或「高度自治」，儘管包裝精美，但只要仔細看其內容，仍然是西藏獨立，達賴只是把台灣當作棋子在耍；在經濟上，來台灣更是大有所得，一九九七年達賴首次來台，不住叢林寺廟，而住五星級大飯店，令人頗覺怪異，之後據報載為信徒「灌頂」（其實就是摸一下頭），每人需要奉上新台幣三千元，當時有一萬人接受「灌頂」，也就是說摸了三千萬元（見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台北《自立晚報》）真是令人咋舌。之後在福華飯店席開百桌，據說與達賴同桌者需奉上「供養金」一百萬元，然後依與主桌之遠近五十萬、二十萬、……不等，距離最遠的也要五萬元，平均以二十萬元計，百桌約有千人，每人平均二十萬元，千人共計二億（當然這個說法未必絕對可信），其來台可說在金錢上大豐收，當然願意一再來台，只是時空時情況已有不同，台灣經濟已大不如前，如果再來台，未必能如以往三次來台一樣的「大豐收」。

此外，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台北《自由時報》A6版，有一則以《藏裔美警淪中諜　監控紐約藏人》，其副標題為：《稱中國領館官員為「老闆」，父母為退休解放軍與政府官員》，這則消息的內容是指「美國紐約市一名出生於西藏的員警，二十一日被以充當未登記的中國代理人的罪名遭到逮捕，據信此人利用職務之便，至少從二○一四年開始擔任中國政府的間諜，向中國領事館匯報當地藏人活動，甚至稱與其接頭的中國官員為『老闆』。……中國外交部則辯稱，華裔美警充當中國間諜一事純屬揑造。……」這則消息進一步引用美國檢方起訴書資料，指這名藏裔美國公民三十三歲，姓名為貝馬德吉．阿旺（Baimadajie Angwang），如果按照年齡推算，這名已歸化美國的藏人，應該生於一九八七年，指其出生於西藏，且其父母退休之解放軍與官員，此人能否出生於西藏頗為可疑。

《自由時報》刊登此一消息，其用意可能在說明中共的間諜無所不在，果而如此，則也說明無論流亡藏人（指在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等處）或已徙居美歐各國之藏人，仍有願意被中共吸收而成為「間諜」，為中共效勞，看來達賴宣稱「唯我能代表藏人」[29]的豪語，要打個折扣了。

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台北《自由時報》，以《藏版新疆集中營五十四萬藏人被「職訓」》為標題的一則新聞，其標題相當聳動，看其內容大致為：「二○一六到二○二○年間上百份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官方文件顯示，中國正以轉移就業之名，將大量西藏農村剩餘勞動力移轉到軍事化的訓練中心，接受包括職業技能、法律教育、思想教育和旨在培養對黨忠誠的『感恩教育』等培訓，此舉猶如在新疆設立所謂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強制維吾爾族等少數族裔勞動的政策翻版。……」這則新聞的內容與標題有很大的出入，「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固然帶有若干強迫方式，但是與「集中營」還是有相當的距離，上節曾提到奧國人海因利希．哈勒親眼目暏拉薩大昭寺門口盤踞了不少乞丐，整個拉薩有上千名乞丐，如果把這些乞丐集中給予職業技能培訓，使其能有一技之長得以謀生，有何不宜 ？ 早在一九五○年代，台灣省政府社會處曾在新竹，屏東等縣市設有「遊民習藝所」，收容社會上無業遊民，給予職技訓練，兩者頗有類似之處，稱之為集中營，是否有當，可以討論，該報基本立場是：凡是中共或中國（指歷史、文化之中國，不指某一政權）的一切都以負面言詞敘述，但忽略了其祖先乃來自中國，這種欺祖滅宗行徑，是否可取，可受公評。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台北《自由時報》A5版刊載以《美通過法案　挺西藏人》為標題之新聞，大意略為「十二月二十一日，美國參眾兩院在深夜表決通過鉅額的政府支出與武漢肺炎紓困法案時，夾帶通過『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Tiben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TPSA），強化美國對西藏的支持，包括對干預西藏宗教自由與達賴喇嘛轉世傳承的中國官員祭出制裁。』流亡藏人稱此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義，中方則重申不容外力干涉中國內政。」

美國一向以世界警察自居，常以「人權」、「普世價值」為藉口，干涉或制裁他國，試問美國白人警察間有濫行射殺黑人事件，難道黑人就沒有人權？黑人的命就不是命？試問今天如果有某一國家國會表決通過《美國黑人人權法案》，美國將作何反應？美國對於西藏問題向來說三道四，近年以來美國「支持」西藏的法案，其大致情形如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美國國會完全一廂情願，認為世界各國對美國都必須俯首聽命，這是霸權思想，不過截至目前為止，美國軍事、經濟力量仍居世界第一，各國對美國的單邊主義霸道作為，雖不認同，但也無可奈何。至於「主張藏人享有絕對權利選擇達賴喇嘛接班人」一項，充分曝露美國國會對西藏喇嘛教的無知。關於這點，將在下節加以分析。

[23] 見俄、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圖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160。

[24] 關於噶爾丹、五世達賴，康熙之情況可參見抽撰《康熙、吳三桂、五世達賴與噶爾丹》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第214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二○一八年，六月。

[25] 見師博主編《外蒙古獨立內幕》，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104～106。

[26] 見二○一九年三月六日，台北《中國時報》A4版。

[27] 見二○二○年九月十一日，台北《中國時報》A2版。

[28] 見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七日台北《自立晚報》。

[29] 見二○一九年三月十二日，台北《蘋果日報》A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