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如何與世界建立關係

暴力與反知性

在回答各種問題以前，三島由紀夫列舉法國小說家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的小說《泰芮絲的寂愛人生》肯定了現場與他理念不同，卻一樣充滿熱情的青年們。小說裡的泰芮絲是真心想要毒殺自己的丈夫，「因為想見到丈夫眼中的不安」；而這群發起改革運動的年輕人也企圖想見到「統治者」眼中的不安。

三島由紀夫相當振奮，他說眼前這群學子是「打破大正教養時代主智主義」的人。此外，他亦認可（非法）暴力的重要。正因為大學體制必須革新，反戰意識必須抬頭，因此才使學生有了以暴力來革命的決心。甚至，三島由紀夫還說出「互相殘殺才能取得共識」這般激進的話語。

自我與他人

「他人」對三島由紀夫來說，等於「擁有意志的主體」。他認為這些抗爭的學生是一群「瘋子」，而瘋子就應該送進精神病院好好照顧；可是，面對抗爭學生的政府卻企圖要鎮壓、抓捕，將他們送進監獄。這不就是已將學生視為一個個「擁有意志的主體」了嗎？我們何以得先認知三島由紀夫對於「暴力」的見解，因為對他而言，當暴力發生時就是「擁有意志的主體」的兩方陣營在進行角力和取得共識的時刻。

再者，三島由紀夫還認為建立自我與他人關係的關鍵是「情色」。當我們對一個人產生情色的想法時，我們就是對一個「擁有意志的主體」有了情慾的遐想，情色是確立自我與他人有力的方式。三島由紀夫還進一步將自我與他人詮釋為「是可以隨意變形的概念」，其實就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自我因為指認他人為客體而產生主體；同時他人也因為被自我指認為客體而成為主體。這個「指認」的過程，以三島由紀夫的理解，就是暴力、情色的實踐。

人類與自然

延續自我與他人的討論，一名學生向三島由紀夫提問關於「人類」與「自然」的關係，認為「與人類無關的自然是存在的」。與人類無關的自然當然是存在的，因為自然本就先於人類誕生。重要的是，在人類出現以後，與自然的關係是如何演變的，才是我們更應該考慮的。因此，辯論會上三島由紀夫轉而談起人類與作為「生產環境的自然」的關係。

他以桌子為例：桌子在被生產後，原本就有它自然的用途，可是當我們將桌子當成「路障」時，桌子的自然就產生了變化，與人的關係也隨之發生變動。對此，芥正彥則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關係本來就會不斷改變，像是在革命時期，不僅是桌子，眼前所見的一切事物，人都會自然地去想，這個東西是否能成為武器。

至此，討論的核心實已脫離對人類與自然的探究。芥正彥接著說，只有關係改變，才會出現革命，而革命就會產生新的空間，將話題又再次帶回空間與時間的辯證。但透過雙方的此番言論亦能發現，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確實發生劇烈的轉變。今天的我們不再思考如何與自然成為一個整體，而是將人類與自然剝離，只看得見自然作為「生產環境」的用途與功能了。

文明的陷阱

三島由紀夫對人類與自然的思考，點出另外一項重要的議題，那便是人類觀看世界的方式。他對芥正彥提出兩個疑問：不存在名稱的話，要如何與世界建立關係？沒有「目的論」的「利用」還可行嗎？芥正彥則回應「這是由於人太依賴文明的結果」，而「文明是人看世界以後才產生的」。

這個概念提醒我們必須去思考「文明」。德國社會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啟蒙的辯證》裡論及，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在神話的時代是相當模糊且極具親緣性的，可是文明（啟蒙）的發展，卻使人類與自然作出明確地區分，自然僅成為可供人類利用的客體，於是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才出現巨大的改變。而當文明高度進步，人類開始依賴文明後，就使得少數身居高位者有機可乘，他們利用文明操控多數的人類。從此，人類就深陷在虛假的文明陷阱之中了。

芥正彥對三島由紀夫最後提出的兩個問題，並無再作深入的回應，留下了一則宏大且複雜的難題。現代世界的人們已經太習慣文明帶來的便利，失去對他人與自然的關切。《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這部紀錄片來得正好，在這個困頓艱難的時間裡，的確該是重新思辨這些問題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