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

故事是短篇，場景在長崎，經過原爆的地點，也曾經是日本與世界的港埠，作者是法國人，卻寫出日本的故事。一個名為志村公房的男子，56歲，在獨居的生活中開始發現不尋常之處，東西莫名地減少了，可能是牛乳或是優格，但就是那麼一丁點的異常，讓他裝了網路攝影機照向廚房，上班時間盯著看，竟然有名中年女子在自家泡著茶。報警捕獲後，才發現這名女子是58歲的失業族，已經躲居在壁櫥中一年，且另外有兩處替代房屋，而這些都是在屋主不知情的情形下發生。

這是真實發生的事情的改編，有趣的是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發生在日本似乎就不那麼可信，就像是日本的貌合神離，謙和禮貌的裡層是人際關係的疏離。作者也提及這根建築材質或許也有關，榻榻米相較於木材似乎更能容許鬼祟行蹤，但是為什麼會有中年獨居男的存在？又為什麼流浪的女子會在此棲身？這似乎不看向社會是找不到解答。

一方是告訴人，他方則是被告，但在社會的尺度上兩者卻都是畸零人，對於志村來說，可怕的是這個地方再也無法如同堡壘一般提供家的感覺，即便這名女子從未對己謀害，且在刑罰上侵入住居是那麼地輕微的不法，但是當財產權是文明的根本，即如盧梭所說：「第一個圈起一塊地的人，當他膽敢宣稱：「這是我的」，又認為周遭的人簡單到相信他所說的，那麼他就是公民社會的真正創建人。」生活在當代社會卻無法有財產上的安全，這種行為的危險性卻反而是比殺人放火更加地對人類社會更有顛覆性的。

乙一也曾在《黑暗童話》中描寫了類似的故事，那是令人恐懼的，因為當我們處在自己的家屋中認為與世隔絕之時，但超越深層恐懼的是有個具體存在的他者也共存於我的領地。作為自身的主權者所統御的地方出現了闖越者，主權的神聖性被挑釁，這不只是在前述的社會組成基礎上，更是在個人的主體性層面上的挑戰。

然而，虛構而出的女子告白，展現出事實的另一種可能，在於半個世紀之前還是個8歲女孩時曾居於此地，輾轉成為失業者後寄生而回的是要再見一次童年對於家的想像，曾經被怪手給切成兩半的家的圖樣。被捕後所獲得的輕判，有如平庸的罪惡是法律極限以外所能處理的事態，故地重返發現房屋求售卻透過房仲寄信訴諸志村先生希冀被了解，看似扭曲且延續的病態行為，從另一個方向來看，是在對於同類人的呼喚。

若這世界少了自己，會有什麼不同？而志村先生的消失，是否也如同自身一般沒有輕重？那麼我們存在又是為了什麼？當我活在志村先生的壁櫥，志村先生也活在社會的壁櫥，長崎也活在日本的壁櫥，日本也活在世界的壁櫥，靜默地共生卻又潛藏著矛盾，但是在什麼樣的情況與時刻下，我們會在另一個電眼被判定為侵越者而被驅逐於外？訴諸規則之後或許才會發現，對方也與自身沒有那麼不同，同樣都飄蕩著，對方所侵犯的所謂財產權其實是虛渺的，以此構建而出的社會卻不具有些許地連帶性，財產的私人性質本在地就區劃出人的界線，而界線卻是隔出人際距離的符號，這種本質上的矛盾或許是我們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永恆無法解消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