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時光會客室》第357集｜失去青春的孩子 建教生為何成為賤價生？

文 / 陳睿恩

涂曉蝶的碩士論文《扭曲的學生，變調的勞工：檢視臺灣 美髮建教合作制度，一九五三——二○一三》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的最佳碩士論文獎後，因緣際會將其改寫，以書名《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於2021年9月出版。

涂曉蝶與美髮建教生的連結，來自於她的表妹。曾同住半年、感情至深的姊妹，因為表妹高中時成為建教生後，兩人的生命步上了不一樣的道路。表妹彷彿跳過了本應擁有的少女時代，轉瞬成了會梳妝打扮的大人，本應享受著絢麗的校園生活，卻在建教體制內，成了高工時、低收入的「賤價生」。

本集節目邀請到《失去青春的孩子》作者涂曉蝶，討論建教生是否真能獲得脫離經濟困境的機會？成為建教生後，真能獲得一技之長，完成自己的夢想嗎？

為了學習一技之長而進入建教體制 最後卻失去了青春 作者涂曉蝶分享，表妹國中畢業之後，在暑假時間尋找打工時，因緣際會下認識了髮廊內的建教生，於是決定進入高職，加入建教合作的計畫。除了想學習一技之長，也希望能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

在看似實際又光鮮亮麗的選擇背後，卻是逐漸占滿生活的工作時間，以及早熟的打扮，如化妝、捲髮、穿高跟鞋，一瞬間揮別了青春少女的樣貌。涂曉蝶提及最衝擊的記憶是，表妹在過年除夕夜因工作無法和家人團圓。

雖然一開始時，表妹熱切地投身建教體制的懷抱，但是，當時間過去，她感嘆自己錯失了豐富的校園生活、畢業旅行，和許多一般人可以擁有的青春年華，涂曉蝶說，這就是建教人生，也就是書名的緣由。

建教合作以國家發展作為開端 學生在學校和業界間拉扯 建教制度的發展自1934年發展自今，最初在國民政府時期便有此概念。直至1953年建教合作辦法成立，而台中的沙鹿高工在1969年，成為了第一個辦理建教合作的學校。

涂曉蝶指出，本以為是為了促成學校、學生、業者間三贏的局面，沒想到建教合作的初衷是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其背景因為當時的人才跟不上台灣經濟起飛的速度，因此期望學校與企業銜接，讓業主擁有足夠的人力，推動經濟發展。

因此，在建教合作的施行方式中，總會看到經濟發展的思維以及企業在其中的角色。例如，建教體制中常聽到的「三三輪調」即是一個學期中，有三個月在學校、三個月在公司，且以兩個班為單位，相互輪替。或是採「階梯制」，也就是到第三年才出去實習，且過程中沒有寒暑假，如同正職工作。

但是，作者的訪談個案表示，一學期的課程遭到壓縮，學期間不斷會更換課本，造成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學生也會覺得學到的知識不如親自經歷來的實際，間接否定了學校教育的意義，而這也更擁護了建教合作的價值，讓學生在學歷和工作之間不斷拉扯，明知學校課業中看不重用，卻又不得不好好聽課，以拿取學歷；明知自己在企業只是廉價勞工，卻又為了學到實戰的專業技能，不得不在其中奮鬥掙扎。

「賤價生」從何而來？什麼原因鞏固了賤價生的存在？ 依據涂曉蝶2008到2013年的田野資料顯示，美髮建教生的酬薪方式採「計件制」，也就是若要賺取更多錢，就必須長時間待在店裡，才能接到越多的客人，但洗一次頭僅有20元的酬勞，揭示了美髮建教生所面臨的高工時與酬勞不平等，此外，還有常見的職業傷害，如皮膚乾裂、指甲脆化等等，以及作息不正常。

明明是低薪資、高工時的工作待遇，為什麼每年仍有許許多多的學生願意投身其中？根據政府的官方資料，在一般的學習體制中的低成就，以及家庭經濟匱乏、需要分擔家裡經濟，是孩子加入建教體制的兩大原因。但是在涂曉蝶的研究中發現，家庭關係也是原因之一。她補充解釋，建教合作所提供的經濟資源，對家庭關係欠佳的孩子來說，是獨立自主、脫離原生家庭的開端。

而學生是怎麼知道建教合作的呢？依涂曉蝶的經驗，職業學校和合作企業會到國中進行招生，形式有幾種，如就業博覽會，或是統一在學校朝會向學生說明。並設計出一套吸引人的話術，例如，「三有一進一出」告訴學生成為建教生後，就會有錢、有文憑、有技術證照，還會請國外的專業人士授課，以及帶學生到大城市，甚至出國工作。而這對需要的學生來說，彷彿如救世主一般，誘使學生走進建教體制。

在理想與現實間取得平衡 建教生其實具有能動性 當我們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建教體制的不公不義，並替建教生打抱不平的同時，他們其實和我們的想法一樣。涂曉蝶解釋，建教生並不把自己看作接受企業施捨的受益者，而是利益的交換關係，也就是說，兩者是平等的對價關係，彼此都有獲得好處。畢竟，沒有人會做出對自己不利的選擇。

例如，建教生認為他們擁有比一般生更多的實戰經驗，如專業技術及職場的人際應對，此外，他們相信透過建教合作，可以畢業即就業，達到雙贏的結果。因此，建教生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遭到剝削還渾然未覺。

主持人管中祥說，學生都是獨立不同的個體，即便在制式的結構中，每個人都擁有力量，仍具有能動性。雖然各自具有某種的能動性，但這樣的觀點，會不會間接成為現有體制的擁護者呢？讓剝削的問題不斷出現？

涂曉蝶表示，他不在兩者之間做定論，希望因此能看見行動者的力量，也要明白結構體制加諸在其中的作用。舉例而言，在作者的訪談個案中，他們都明白自己擁有《勞基法》的保護，也心知肚明業者對他們所採用的伎倆，如偷翻老闆娘的記帳本以驗證自己被剝削的事實等，消除了作者一開始的擔憂，並表明其實學生是有勞權意識的。

而在書中，涂曉蝶以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為例，小葉與曉涵。

小葉在企業中遭到不平等的對待，因學校不願意協助處裡，於是他開始蒐集資料、詳讀法令條文，並尋求勞權的幫助，在最後獲得了勝訴。雖然他已經休學、離開學校，但她依舊會關心同學的工作情況。涂曉蝶提及，雖然這只是一個人的經驗，但這會讓更多也遭受相同境遇的人擁有反抗的意識，更留意所處環境的勞權狀況。

而曉涵初始並未有勞權意識，直到遇見新進公司的學妹，主動和店家指控其違反勞基法。主動表明的正當性除了是維護自身利益，有時候也是提醒業者跟上時下的法規。涂曉蝶指出，過去的師徒制本就不牽涉勞資關係，因此對部分的業者來說，並非刻意所為。

管中祥說，大人的誤判常常忽略了年輕人的能力和主動性，事實上體制中的細微處，可以看到他們反抗的身影，而並非大人所認為的「小孩甚麼都不會」。

承認自身的限制和極限 離設身處地更靠近 涂曉蝶坦言，研究過程中最難的是「設身處地」。在一場建教合作招生的現場，建教生好奇她的學校與生活，卻從未聽聞涂曉蝶讀的清華大學、更認為當時二十四歲的她或許早已成婚生子。建教生彷彿在不一樣的平行世界，而她的發現成為了兩個世界交會的起點。

涂曉蝶說，若我們單從自身眼光認識世界，便永遠不會理解建教生，因此，設身處地相當重要。但在這之前，承認自己對認識的限制和極限，才有辦法成為一名研究者，以了解他們的處境。

不過，涂曉蝶表示，設身處地其實只是一種想像，就算真的成為了表面上的建教生，還是無法真的成為他們，因為各自的生命經驗皆不相同。在節目最後，她說道，越同理會越認識，關係會更加友善，未必共好，但可以和平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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