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頂（Kiā-tíng）裡的台北人

去崎頂已經是七、八年前的事了，而我也逐漸成為了台北人。是時候將過往寫下，以紀念此時的人事時地物，以及不悔的青春。

第三次來崎頂（Kiā-tíng）打工換宿，換句話說，也是我第三次受不了台北的逃亡。無疑地，我是喜愛這裡的，我甚至忍不住跟家人說我要「回去」。太想離開台北複雜的人際網絡，想念早上天還未亮，模模糊糊地就跨上腳踏車從山上一路滑下，再爬上山開始忙著整理番茄園或是西瓜田的藤蔓，忙到一個段落再回到農舍與謝大哥一同吃饅頭夾自製草莓醬、或是謝大哥大亂燉的神秘排骨湯，有排骨、菜頭、還有小番茄跟草莓的那種；想念農忙過後，保興宮的喧鬧與茶香(夏天可能是九點或十點、冬天則是十一點)、想念火車爺爺宏亮、宗氣十足地介紹各種不同類型的火車從哪裡來、又開往何處；想念子母隧道的長凳，涼涼的風還有懸掛的小蝙蝠；想念住宿處旁親切的奶奶、以及她養的大黑狗；想念平均七、八十歲的爺爺奶奶大家親切和藹相互問候。

＂哩猶未（iáu-buē）死喔？＂、

＂靠夭！哩猶未死我哪會死！＂

每到心煩意亂之時，就會特別想念崎頂特有，帶著細沙的大風。謝大哥是崎頂人，也是曾經大埔事件自救會的重要推手，我們暫住在大哥的房舍，與阿哲，另一位愛上崎頂，而希望能夠在崎頂創造更多在地價值的來推動體驗教育與在地傳統產業活化的年輕人同住。有時我們一起耕作，有時各忙各的。

然而，大哥與阿哲之間卻是暗流湧動的，世代差異、在地人與外鄉人、對土地的情感......他們同樣熾熱，但彼此間有太多的不同，同時存在著農村文化、或是男人之間過於隱晦又鋒銳的溝通，糾纏得太深，直至差異逐漸走向疏遠甚至對立，雙方各有不能退讓地堅持，最後只能簡化成一句：道不同不相為謀。

但同樣屬於年輕人、或外鄉人，且正好感到漂泊的我，在此時心境上的確是感到困惑，差別或許只是我不太認同台北；而阿哲不太被崎頂認同。

然而愈是浸泡於此，卻愈是感覺到我與這裡的格格不入，這種排異反應讓我惶恐而失落，但失落什麼卻也不知道。大哥與阿哲、或許也像我與大哥，有一段不能消彌的間隔，不得其門而入，卻也不捨離去。

可時間有限，第三次打工換宿的最後一天，大哥開的車緩緩駛離崎頂，帶我們去竹南市區吃飯。大哥開車時是不說話的，車內嚴肅而安靜，可我終究還是忍不住開了口，刺破寂靜：

「怎樣才可以說自己是崎頂人?」興許帶著某種渴望與期待，我忍不住開口問謝大哥。

「哼! 阿不然怎樣才說自己是台灣人? 不是一樣?」大哥爆出一句反問，但很顯然地，這並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的，大概也不是我能夠完善回答的問題，隨後，車內又再回歸安靜。

車緩緩駛過大埔，原本要蓋科學園區的徵收地段聳立著沒有人住的高房，看著車窗外駛過的景象，我支吾其詞地回應：

「我在這裡生長，生活，生根成長；這片土地上的人、事、物塑造我的世界觀；我愛這裡，所以我應該(可以算)是台灣人吧？」

我若不是台灣人，那我是哪裡人呢？可連我自己也沒想到，如此直覺地問題，我竟然可以答地如此沒有底氣。我似乎說了很多特徵與條件，但好像也不是重點，我不知道這份答案缺了什麼，就好像我也不知道我缺了什麼一樣。

大哥依舊開著車，沉默不語，我們就在沉默中點完餐，直到餐點上齊，坐在我對面的大哥吃了口米干，直直地看著我，眼神若有光，緩緩開口：

滿載西瓜的休旅車駛過大埔，上了高速公路，夏天早上七點多的日照照的黝黑而精壯的手臂皮膚油亮亮的，好像會反光似的。手掌怎麼洗也洗不去的粗糙，埋在厚厚的繭裡，深入指甲隙縫的沙，我突然明白，大哥身上的每一處，都活成了崎頂。

大哥一邊素(吃)泡菜米干素的不亦樂乎，深黑色的眼睛深邃映照而奪目的光，好像在他的眼裡，我能看見張藥房舊址的壁畫似乎更蒼老了一些；看見哀悼的花束早已枯萎彎折，彷彿還聽得見那些吶喊、那些拆遷器械運行的聲響、甚或是那一夜，農藥嗆鼻刺痛的燒灼感、那一刻，拿著就地合法回來面質樓梯旁的一條鋼筋與滿地荒涼。也許人可以是健忘的，但這片土地會記得，而大哥也永遠都記得。

而我不是，我也理所當然地說不出我屬於哪裡，我只能知道，我不再屬於這裡。至此，我更切身地經驗結束，結束的現實感充滿身體，我知道，歸期以至。

火車匡噹匡噹地開往台北，我繼續在台北思索著我的認同問題。此時的我也不知道台北人除了厭世、匆促、痛恨卻又不免試著融入資本主義的掙扎外還有什麼驕傲，困乏與茫然被扭曲成意義，世界在人來人往的台北火車站追逐、旋轉，比起謝大哥之於崎頂，我之於台北，懷抱著濃濃的異物與分裂，在認同與被認同地無限輪迴問答裡，不變的是我，依舊是這城市空虛且憂鬱的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