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2-09|閱讀時間 ‧ 約 18 分鐘

千年國運之變：不是攝心除妄想，求真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中原王朝的君權，並不是簡單的“神授”，而是一種“天命”。革命是君權所有者易姓的改朝換代。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 — 周易·革卦·彖傳

而英語語境中的Revolution （拉丁語: revolutio，意思是“a turn around”，轉向），是指政治權力和政治組織的根本性和相對突然的變化

Revolution is a fundamental and relatively sudden change in political power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which occurs when the population revol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ypically due to perceived oppression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or political incompetence

— — Wikipedia

英國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和中原王朝的君主易姓完全不同，雖然國王被廢黜或被弒，但王位的爭奪者都是王位繼承人隊列中的，具有王室血緣的親屬。從這一點來講，英格蘭的君王才是真正的“神授”，和天命無關。

湯武革命又稱為商湯革命，指的是夏朝（約前2070年-約前1600年，中國傳統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中原部族世襲制朝代）末年，商湯經過十一次戰爭，最終在牧野之戰（中國历史上可證實的最早的戰爭。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6年]周人出兵攻伐殷商，後世稱“武王克殷”、“武王克商”、“武王伐紂”）以武力滅夏，打破國王永定的規則，從此國王易姓，成為中原王朝更迭的常態。

王充（27年-約97年，字仲任，會稽上虞人），東漢哲學家。和王符（78年－163年，字節信，安定臨涇[今甘肅鎮原]人。東漢哲學家、政論家）、仲長統（180年-220年，字公理，山陽郡高平縣[今山東省金鄉縣]人。東漢政論家）並稱後漢三賢。著有《譏俗節義》、《政務》、《論衡》、《養性書》等書。他認為周攻取殷，跟漢滅秦是一樣。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雲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

— — 王充，論衡

到秦朝滅亡之前，王位還是在被分封的貴族之間易替，陳勝（?-前208年，字涉，秦朝南陽郡陽城[今河南省方城縣]人）、吳廣（?-前208年，字叔，陳郡陽夏[今河南省太康縣]人）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王位幾乎是人人都可“彼可取而代也”。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 —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中原王朝，權力可以易姓，所以只要替天行道，以一個沒有人能解釋清楚的“天”為口號，就可以取得革命的正當性。所以，中原王朝不過一、二百年就要循環往複來一次朝代變更的革命 — — 沒有制度性變革的革命，準確講僅僅是排排坐的流血暴力。

但在英格蘭，普通人無法染指王位，就是沒有血緣關系的貴族，也沒有資格爭取王位。因此，只有想辦法限制王權，才能從制度上杜絕君主對個體的“破壞”和壓制。這大概就是英格蘭，用近五百年的時間，換取了一個不流血的“Glorious Revolution”的主要原因 — — 制度性的變革，才是真正的Revolution。

由自亦自由

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眾生造眾惡，亦有一機抽。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尤。此但可哀憐，勸令真正修。豈可自迷悶，與渠作冤讎。

— — 王安石，擬寒山拾得

漢語中自由的含義就是由自，日本人用自由翻譯Liberty。嚴複（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體乾，初名傳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後名複，字幾道，晚號愈壄老人，福建福州人，祖籍河南固始。中國近代啓蒙思想家、翻譯家）先後用過“自由”、“自繇”（繇、由二字相通）、“群己”等譯名，不過最終為民眾接受的，還是“自由”一詞。

Liberty 在英語中，是實現目標的能力，或權力。Freedom 更多是一種（自由的）狀態，而Liberty則是達到目的力量（權力，能力）。

邦雅曼·貢斯當（亨利-邦雅曼·康斯坦·德·勒貝克，Henri-Benjamin Constant de Rebecque，法語：Henri-Benjamin Constant de Rebecque，1767年10月25日-1830年12月8日）是瑞士洛桑出身的法國小說家、思想家、政治家，他在1819年出版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 The liberty of ancie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moderns）中，對古代自由和當代自由的概念做了清晰的說明

古代人的目的是在同一個祖國的公民之間分享社會權力，這就是他們所說的自由。現代人的目的是享受私人歡愉中的自由；他們把自由稱為由公共機構為這些歡愉所作的保證。

— — 伯納德·克里克，民主

因此，在古英格蘭的語境下，自由就是權利和義務的確定性，尤其是義務的確定性。自由人就是完成事先約定的義務。君主、領地主人、封臣之間雖然不平等，但其權利和義務則是確定的 — — 其在上位者，不能因其地位和權力而輕易要求下屬履行約定或習慣規定之外的義務。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英國人看來，“不自由毋寧死”，表達的意思是：如果沒有權力能夠保障我的利益（限定義務），那麼咱們就拼命吧。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Portrai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st and philosopher Adam Smith (1723–1790) by an unknown artist, which is known as the ‘Muir portrait’ after the family who once owned it. The portrait was probably painted posthumously, based on a medallion by James Tassie.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受洗，新历6月16日－1790年7月17日），生於蘇格蘭伐夫郡的柯科迪。他所著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成為了第一本闡述歐洲產業和商業發展历史的著作。這本書發展出了現代的經濟學學科，也提供了現代自由貿易、資本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的理論基礎。被譽為經濟學之父。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是第一個完整的闡述了，個人如何從自利開始，而通過社會的分工合作，形成了最終“我為人人，人人為我”（英語：One for all, all for one）的他利結果。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國富論), 1922

《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認為國民財富的產生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

一是勞動力的技術、技巧和判斷力

二是勞動力和總人口的比例；

在這兩個因素中，第一個因素起決定性作用。而分工，使得勞動者專註於一項事物（或者一件產品）的生產，因而更加高效。但是勞動者作為消費者，需要多種產品維持生活。高效的分工生產是為了交換其他商品（為了交換進行生產的產品即是商品） — — 合作。面包師傅生產面包不是都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交換肉食、牛奶等。市場上“一只看不見的手”，通過價格機制的引導，使得追求自利的個體行為能促進社會整體的效率提升：“屠夫、釀酒者和面包師傅，並不是因為想到我們的晚餐要吃喝什麼，才去做這些東西；他做這些事時，其實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雖然亞當·斯密首次完整地闡述了自由市場的理論，但是市場中的交易早就存在於人類社會中。市場交易需要：

自由：交易參與者有權力保護自己的利益自主：買賣自主定價，完成交易契約：陌生人之間的通過契約完成交易

自願、平等、互利是市場交易中的商業道德。和農牧業經濟糢式的零和博弈不同，商業交易是互惠的雙贏經濟糢式。

中國的重農抑商思想來自於法家，但卻成為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原王朝历代制定經濟政策的出發點。宋朝開國後，取消了唐代“坊市”制度，貿易不受地域或時間限制。但是熙寧變法後，實行國家專賣的禁榷制度。禁榷範圍不斷擴大，除了傳統鹽、酒、茶外，後來連礬、鐵、煤、香料、寶貨等均被列為禁榷物種。

蒙古其實是鼓勵商業貿易的，成吉思汗更是對商人特別重視，利用商人獲取軍事情報。蒙古西徵也促進了歐亞大陸的商貿活動。但是進入元代，對鹽、茶、灑、金、銅、鐵等也實行官營專賣的禁榷制度。

孔子成長於商業交易發達的齊魯之地，他的著名弟子子貢（端木賜，前520年-前446年，複姓端木，春秋末年衛國人，字子貢，古同子贛。孔子“受業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稱其為“瑚璉之器”，在孔門十哲中以言語聞名）本身就是商人。所以儒家思想本身並沒有輕視商業，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幼名雲，字伯安，號陽明子，故世人稱之為王陽明，浙江紹興府馀姚縣[今浙江省寧波馀姚市]人）是在中國历史上及其重要和影嚮深遠的思想家，也是漢文化圈中最重要的儒家學者之一。昆山的方翁麟本來是個舉子，但後來從其妻棄文經商，死後，他的後人請王陽明來寫墓碑。王陽明特別在碑文中闡述了士、農、工、商都是平等的，不過是不同的職業，相同的道業而已。

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農也。顧曰：四民異業而同道。

— — 王陽明，節庵方公墓表

但是儒家的問題在於抑私揚公，不願意承認個人的私利，更不願主張個人的權力。違背人性的“修養”，總是南轅北撤的追求大公無私的聖賢之治。

赫伯特·斯賓塞（英語：Herbert Spencer，1820年4月27日-1903年12月8日），是一位心理利己主義者，指出所有動物的主要目的是生存，並保護它們的後代 — — 延續家族。本質上，生物只會顧及自身和自身家庭的需求，而不會顧及其他生物的生存需求。所有物種都嘗試最大化它們的生存概率。那些最能適應環境的生物，它們的愉悅水平應當大於痛苦水平。因此，愉悅意味著一個生物最終實現了他的生存需求，而由於所有生物都永恆在為生存做鬥爭，它們對愉悅的追求也是永恆的。

所以，不言私利，不爭私權，經過二千年的教化，成為了中原文化的根基。文化決定制度，制度影嚮文化 — — 使得中國人不敢破除“公”的迷思，在思想上，嚴重制約了中國人的獨立和創造性。

中道庸常

北宋從太祖到神宗，重視商業，重視士人，或許是中原文明的一次絕佳機遇。可惜沒有思想和文化的基礎，曡加盲目躁動的變法，造成了中華文明的逆轉。或許中國人更喜歡急遽的變革，缺乏守常的保守改進，結果總是做不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荀子）

不同於神宗皇帝的好大喜功，仁宗看得更深、更遠、更廣。仁宗認為祖宗所立之法不能輕易變革，否則會容易出現各種弊端。

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苟循其故常，吏雖貪冒，無改法之可乘，不能托名逾分以巧為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逢迎揣摩以利其詭遇。民雖強可淩弱，無以啓之，則無訐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存實亡，無以亂之，則無游惰之民以囂張而起，進則為兵而退則為盜。

— — 王夫之，宋論·卷四

1925年10月，國民革命軍（簡稱國軍、革命軍，是中國國民黨在1924年所創設之軍隊，是國民黨行憲前的國家武裝部隊，為中華民國國軍前身）舉行第二次東徵，討伐陳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字競存，綽號阿煙，廣東海豐縣人，曾任粵軍總司令、廣東省省長、中華民國陸軍部陸軍總長兼內務部內務總長和中國致公黨首任總理），當時的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浙江奉化人）任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而陳賡（1903年2月27日-1961年3月16日，原名陳庶康，湖南湘鄉人。是黃埔軍校一期的學生，被譽為“黃埔三傑”之一）的黃埔軍校教導團第七連負責蔣介石的警衛。

10月27日，蔣介石親臨前線督戰，結果第三師潰敗，師長逃跑，蔣介石被敵軍包圍。蔣介石拔出佩劍（一說是手槍）想要自殺。陳賡奪過短劍勸蔣介石逃走，可是蔣介石嚇得竟走不動了，陳賡於是背著蔣介石狂跑，到了一條河邊，又找到了一條小船，擺渡過河，才算是逃離了危險。

1926年9月，陳賡秘密離開黃埔軍校，受共產黨中央命令，前往蘇聯“契卡”受訓。1932年，陳賡奔赴上海療傷，並於1933年被上海貴州路麗都大戲院被捕。據說蔣介石親自勸降，和陳賡聊起蘇聯見聞。陳賡對蘇聯的革命贊不絕口。而蔣介石勸說到，凡事激烈的革新都是不能長久，凡是可以持續的變革都是中正平常的。蔣介石特別解釋孔子的中庸，中者，中正之道，庸者，平常也。平常的才可以長久，長久的必定是庸常。是故，中道庸常。

历史是被創造的

遵守法律、尊重契約；貴族共治、保守漸進，以及對個人權力、義務（自由）的重視，都是促成英國共和制度的成因。但未必是全部。

文化會約束制度的變遷，制度會限制文化的演變。多元化的社會，因為各個階層的權力互相牽制，遏制了少數人淩駕於眾人之上。集權化的社會，由於少數人獨享權力，獲得絕對的超額收益，他們將不惜一切手段鞏固自己地位。革命，更多的是新貴對舊王的效法，易姓革命的邏輯已經深植於文化之中，改朝換代就成了新瓶裝舊酒的游戲。

历史可以借鑒，但是历史不能被複制。历史是被創造的。

從历史中學習，是為了形成促進文明發展的觀念。觀念的力量足矣改變人的行動。只有行動才能創造新的历史。創造（Creativity）的內涵有兩個：

人做的

新以前未有的

創造是思想的結晶，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異化。

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第三代羅素伯爵，3rd Earl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一位英國的哲學家、數學家和邏輯學家，他認為思想是人類的榮燿。

人們懼怕思想，因為世上沒有別的能比毀滅甚至死亡更可怕。思想是顛覆性的和革命性的，造成破壞且危害極大；思想對特權、既定制度和舒適的習慣是毫不憐憫的；思想是無政府的、無法無天的，對權威不屑一顧，對久經時代考驗的智慧也不在乎。思想能直視地獄的深淵，無所畏懼。思想把人類看作一粒不起眼的塵埃，被深不可測的寂靜包圍；然而它卻驕傲地支撐著自己，就像它是宇宙之王一樣不為所動。思想是偉大、敏捷而自由的，是世界之光，是人類的主要榮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