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3/04/18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不只(一種)悲情:以共同體框架思考二二八

從二二八通俗敘事的角度看,二畫並置頗有王爾德《杜連魁的畫像》那種畫與人、表與裡各自映射美善與醜惡的意趣。然而從共同體框架看,其實是極端、相異感知的並存。
從二二八通俗敘事的角度看,二畫並置頗有王爾德《杜連魁的畫像》那種畫與人、表與裡各自映射美善與醜惡的意趣。然而從共同體框架看,其實是極端、相異感知的並存。
「二二八」是形塑台灣意識的重大事件。一方面,這反映了台灣史之為痛史,以「台灣」為認同對象的意識乃是在移民、殖民的脈絡中,隨族群與族群、治理體制與受治理者的衝突、死傷、協作而漸次凝聚、轉化、深化。另一方面,秉台灣意識回頭體察二二八,卻也使一般人常將二二八侷限於「台灣」的地理、心理框架,從而忽略事件發生於不折不扣的中(華民)國,既有台灣本土之上國民政府與日本殖民遺緒的政治、經濟、文化扞格,也有大陸的政經與軍事糾葛,更無從自外於當時國際角力。再者,為了對抗威權體制,二二八敘事求真相、述悲情,以威權為萬惡的策略無疑極其有力。然而隨著威權體制瓦解,同樣的策略少了眾惡歸之的箭垛,過往可以略而不計的扁平化缺點就極其顯明,反過來使得整體敘事越來越欠缺吸聚相異群體的力道。
這不是說必須將真相與悲情拋開,而是有必要轉而肯認在不同的感知經驗下,真相不只一個,悲情不只一種,甚至也不只有悲情。(這裡所謂「肯認」是recognize,而非僅僅acknowledge,有口無心說聲「知道了」。)換言之,不能只以抽象的台灣意識來看二二八,這麼做很容易由地理畛域造成歷史倒錯割裂,也容易陷於以特定或單一族群、階級為基準的霸權心態而不自知。相反,如今的二二八敘事需要的是以動態、異質的共同體框架回看這段痛史。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歸結了二二八學術研究兩點未及之處,一為「忽略對戰後初期台灣所處國際脈絡的掌握」,另一為「缺乏對中國統治模式連續性之追溯」。學界尚且如此,遑論一般民眾。舉例來說,二二八通俗敘事以犧牲前賢群像取代蔣介石獨裁者塑像,實質上仍是銅像崇拜。問題在於,前賢固然可欽可敬,但將有血有肉的人僵固為膜拜標的,勢必排擠掉銅像造模容納不下的紛繁、鑿枘、難堪的歷史細節,比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部分本土菁英或受當局運用,或與特務機關合謀,甚至相互爭寵表功,成為政治運作的棋子;各地分會或地方組織也不乏線民潛伏,與特務機關合作,密送情報、出賣他人、打擊對手。」如此一來,反而無從彰顯統治體制多元發散的運作,也就看不出「中國統治模式連續性」。
與銅像崇拜相對的是妖魔化。必須強調,正如批評銅像崇拜不是在厚誣前賢,批評妖魔化也不是要為負面人物塗脂抹粉。重點始終在於經驗的異質性。而凸顯異質經驗也並非相對主義,只是說明蓋棺論定的基礎也許是智識與心理上一定程度的纏結與矛盾。畢竟,負面人物不等於扁平人物。「一面策謀分化〔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面虛與委蛇巧言安撫;一面調兵請兵,一面謊言欺騙」,是陳儀;學者黃英哲所指,具備「光復後台灣文化重建工作的熱情與理想」者,也是陳儀。陳儀在寫給許壽裳的信便提及:「我常有『譯名著五百部』的志願,我以為中國必須如以前的翻譯佛經一樣,將西洋名著翻譯五六百部過來」。
至於對二二八「元凶」蔣介石的異質感知自然更複雜。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手完成的話」特展曾展出李石樵兩幅蔣介石畫像,分別呈現其偉人與獨裁者的形象。從二二八通俗敘事的角度看,二畫並置頗有王爾德《杜連魁的畫像》那種畫與人、表與裡各自映射美善與醜惡的意趣。然而從共同體框架看,其實是極端、相異感知的並存。如此並存無礙觀者認同單一畫作,但無視另一種形象(乃至更多種形象)的存在,卻會侵蝕共同體的根基,連帶使二二八難以跨越群體的界線。
汪宏倫〈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轉型正義與集體記憶〉一文指出:「台灣的轉型正義,所做的經常是相反的事......都只想對自己行公義,而不願對別人行公義:自己想記住的,對方不可忘記;而對方想記住的,自己卻想拋諸腦後。」二二八是轉型正義重要環節,上述觀點套用於當前二二八通俗敘事自可謂當頭棒喝、暮鼓晨鐘。
汪氏論點衍伸自呂克爾「記憶是為他者行公義」的概念。就以共同體框架思考二二八而言,「為他者行公義」有更廣泛的意涵。「台灣」之為共同體,是當下進行式,並不止於國民政府領有台灣及其後遷台。這表示,談論共同體族群對二二八的感知,已不再是本省、外省之別,也不只是著重「外省」一詞的內部歧異,又或者原住民如何也受害,而是對不斷加入「台灣人」行列的族群(比如「新台灣人」)來說,「二二八」也許不具備族群上的先驗意義。即使沿用過去的族群劃分,後起世代與事件發生的時代漸行漸遠,對悲情的感受也勢必淡化。這些都意味著,二二八敘事亟需更改扁平化的策略。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所標示的二二八學術研究待發展課題,如「中國統治模式的延續與斷裂」、「與東亞各國的比較研究」,有助於在議題拓展中尋得共同體族群與二二八的接點。但最要緊的仍是於共同體框架下「為他者行公義」,讓不同族群、階級、年齡、性別、宗教、黨派的個人有意願也有餘裕去在乎與自己或許並不相關的二二八。否則,即以勞動條件而論,當個人為了工作、為了生存疲於奔命,又怎麼會有心思去體察幾十年前的悲情,又怎麼不會沉溺於難得的連假/廉價歡情。
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以筆名「魯育人」發表於「獨立評論」網站 (20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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