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1/23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斷片的遺書或留給世界的禮物--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

    閱讀《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在指涉的歷史事實、南美洲在二十世紀經歷過的種種獨裁與軍事政變之外,在無數的死亡、噤聲、暴力、殘酷、遺忘、荒謬之外,或是在彷彿等不到天明的本能性激情與溫柔外,最初或最終的強烈印象,是這本書的文體。片段的、破碎的,像是筆記般暫時記下的,欲言又止又像說得太多的一段一段文字。

    這問題儘管容易回答,這類似於札記或是日記,一種記載當下的速寫。擁有一種純粹直感,包括紀錄思考時,亦有一種直覺式的靈光閃現。一瞬,也是斷片。如布朗修所言:


    「片段化的詩歌不是一首尚未完成的詩歌,而是敞開了另一種完成的方式,一種在等待,再追問,在某個不可還原為統一的肯定中,至關重要的方式。(...)斷片所在之處,必然有對某種東西的隱含指涉,那種東西曾經或者將會是完整的。」


    不可能統一。等待與追問。曾經或將會是完整的。這幾項特質完全符合加萊亞諾在此展現的書寫,甚至比那還深刻。深刻在於,那並不只是基於某種單純的思考需要,或創作慾望的抒發。那同時是生命的狀態的展現。不僅心靈的,更是肉身的。每則記述,都是當下的切片,是活生生的死亡。不需要修辭,不需要解釋與說明,不需要交代,不需要鋪陳;合不合理亦不是重點,甚至不需要同情與理解,唯一的要求只有觀看,觀看那原原本本的狀態。碎片,就是最重要的需要誠實呈現出來狀態。

    也許不是錯覺,在寫下這些文字時,書寫者彷彿一位草草落筆的遺書書寫者。單就以生命的極限狀態而言,這種無有餘裕的書寫,矛盾地卻是最為肅穆的。那種張力,若是多一份安全、多一份安逸、多一份可以考量塗改的空間,都會顯得虛偽的情況。「我」與「我的文字」全然投入未知之中——不是抽象的未知,而是真的難以判定能否讓手稿見天日,能否親自見證可否出版的未知:


    「今晚,有多少人會從家裡被蠻橫地抓走,背後佈滿彈孔的被丟進荒地?又有多少人會被斷手斷腳、被砲彈襲擊、被火焚燒?」


    加萊亞諾,作為一位流亡者,生命受威脅者,書寫與死亡像是硬幣的兩面。在烏拉圭軍事政變,進行恐怖政治時,作者的逃逸路線構成此書。牢獄之災,獲釋後逃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在自由的喘息間抵抗。然而即便在那裡,以《危機》這般刊物頑強抵抗,《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卻同時記下的,是每次的絕望,與抵抗的徒勞。而終究恐怖會找上門,阿根廷也變得不安。所謂逃亡,是沒有盡頭的。


    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屢屢在鬼門關前徘徊,以書寫戰勝死亡的故事。或許我們更應該視為一次一次的失敗,無數的死亡。每一次書寫下來,都見證複數的死亡,包括作者的。抑或,每一次書寫,皆代表一次的死亡,與道別,當然包括對作者自己。在他撕碎那本能「安全逃過間諜和警察」的「博基」筆記本,他下的結論(說真的,這本書每一段的書寫都是結論):


    「我確信,這些年數次死去又復生的人,是我自己。」


    要不死亡,要不書寫。在持續的斷片中,我們看到更高一層的書寫。書寫未必是倖存者的持續證明,反倒默默滑向死者那端,因為死了,所以才寫了,而不是相反。是死亡書寫著,且書寫「書寫」著:書寫指涉最終在書寫這動作本身,包括寫作的無能。「我寫下一個單字,有時是一個句子,立刻就劃掉。(...)紙頁遍體鱗傷,依舊靜靜躺在裝上,而我什麼都沒說出來。」書寫,於是指著更多的不能寫,無法寫出,與來不及紀錄。書寫是自身嘲諷的招牌,寫著此地無銀三百兩。


    或是,書寫本身已經解散了人的單一記憶主體的負擔:


    「我整個人生都在告別中度過。我全部的人生都在說再見。我到底是怎麼了?在這麼多的告別之後,我離開了什麼?而我的心裡,還剩下些什麼?我已經三十歲,但是在我的記憶和繼續活下去的渴望之間累積了太多痛苦、太多恐懼。我曾化身為許多人。我到底持有多少張身份證明?」




    因為他寫出的是那麼理所當然的片段,如此原樣,如此親手葬送昨天,並迎向隨時準備好告別的明天,此刻是暫時的、不定的狀態。以流亡文學而言,在面對所有的認同、生存與死亡、記憶與遺忘,他甚少掉入鑽牛角尖之境。包括懷疑、人世的虛罔,透過書寫,存在不容懷疑。文字的記述功能,或許才是它最原初功能,在此一次一次,證成自身:有個人曾在此書寫。這何嘗不是更強烈的「此曾在」(借用巴特論攝影的術語)?文字猶如流亡書寫者的足跡。引誘著人欲追尋之,去建構重現起一個完整流亡之人的心靈宇宙。但或許足跡是足跡,是一次一次對生命界限的探索,朝深淵投石以回音探勘深度。

    也許真的如布朗修所言,離開家園(pays)者所深深烙印著的不自在(dépaysement),其實在加萊亞諾身上落實了。不安全感、威嚇感、空虛感、挫敗感,才是文字之力的來源。文字棲居在居無定所當中,習慣於始終不習慣,沒有時間允諾你也沒有空間允許你安心習慣,因此每一次的寫作,哪怕一個句子甚至一個字,都是必要的。必要的寫而不必對寫作索求任何意義。因而最終,流亡肯定了一種同外部的新的關係。既如此古老又如此嶄新。

    而文學的價值,就在一次一次的無法改變現實的挫敗裡,寫作者與抵抗者一再遭到覆滅後。奇妙的,書寫所不隱藏(或說藏不住)的一再死亡,其實終究証明文學不會真正的死去。草草留下遺書,最終也成為一份愛的禮物,交到我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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