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程度上來說,《黃色臉孔》是個恐怖故事,有關身處一個激烈競爭的產業中,所感受到的孤獨。」(頁382)
《黃色臉孔》(Yellowface)是個恐怖故事。
一如上述,這是作者匡靈秀(R. F. Kuang)於後記所說的第一句話。若你只讀過簡介,可能會感受到有些言過其實:這不就是篇關於剽竊出版的業界諷諭?盡管過程當中有些超現實的揶揄成份,頂多也只是荒誕鬧劇,再怎麼說都離「恐怖」很遙遠吧?但若將其看作脫胎自當前的文學映現,那些對於政治正確的追殺、取消文化的逼真描摹以至於對弱勢族群的選擇性取用,都能在現實中找到都能找到事實佐證,那確實頗令人感到膽寒。雖然背景發生於西方世界,但隨著他們的強勢文化輸出,這樣的觀點如今也並不陌生,在讀者的思考逐漸被迫「習慣」之前,或許我們可以讀看看《黃色臉孔》裡那些看不見的線會在哪裡。
故事圍繞於雅典娜.劉(Athena Liu)和茱恩.海伍德(June Hayward)兩位大學舊友,她們並不算非常友好,僅有的交情建立在幾次寫作課堂,以及前者聲名鵲起後帶來的交際機會。雅典娜是華裔的文學新星,小說銷量驚人,也賣出了影視改編權,然除了文筆精湛、外表優雅之外,主角茱恩心中始終有道憤懣不平的聲音:她的走紅,有部分來自於她所代表的華裔多元性。相較於雅典娜,茱恩的身分正常,甚至有些平淡無奇──白人、順性別、女性,在美國東岸並不特別的標籤,她不會蒙受什麼莫名歧視,只要茱恩乖乖站在自己的領域中。
我們再回頭看看這句話:「她的走紅,有部分來自於她所代表的華裔多元性。」
這裡有兩個詞彙需要注意:
1. 所謂的「部分」占比到底佔多少?
2. 「多元性」為什麼成為需要強調的元素?
在書中,多元被劃上粗體字,顯示為需要注意的概念。對於美國人來說,可能馬上就會聯想到多元、平等、共融(Diversity,Equity,Inclusion),又被稱為DEI,原先是美國企業或高等教育為了弭平差距而採取的機制,意味著要保障那些種族、性別、年齡、性取向及各種其他身分與主流不同的人們,譬若錄取時會考慮非裔或華裔的背景而予以加分、對於女性與身障人士會有名額保障等。本來立意良善,但當DEI成為一種形式主義時,它就變成那隻不能想的白熊,想要不將焦點放在弱勢身份上,結果卻是難以平實如常的看待那些弱勢標籤。
批評者聲稱那些保障非裔、亞裔、拉丁裔的政策讓錄取標準不夠公允,從前以才選任的制度,變成弱勢種族加分後就能任職,而導致由不完全適任的人擔任職位,變相成為對非弱勢種族的「反向歧視」。而且,一旦有批評聲浪,支持DEI的人便可棲居於政治正確的大纛之下,聲稱那些抗議者是助長歧視的壓迫者,是不符合公平正義的「政治不正確」。當DEI的呼籲過於強烈,認為其矯枉過正的反DEI運動應運而生。他們認為保護弱勢族群的政策已經走向另一處極端,儼然另一種形式主義──當人們選才、評斷的標準都被族裔身分給影響,而不再以能力與適性為第一考量,無疑是矯枉過正。
茱恩質疑雅典娜的根本原因就在此處,究竟紐約文壇是需要獨一無二、充盈靈光思致的獨特個體,還是一個才華僅在水準以上,剩餘依靠華裔身分補足的多元象徵?更令人尷尬的是,這個紅利如此模糊,人們說不清楚那些名聲與讚譽有多少百分比來自於雅典娜的身份,於是她的一舉一動就給人見縫插針的機會,反正都來自『多元性』的加成,那些努力和才華便隱沒到視野之後,影綽模糊的一大片。
於是,原先立意良善的多元性,反過來上升為遠離底層的崇高象徵,它意外將那些少數族裔、性別認同及性傾向的人們移至台前,成為主流民意發洩不滿的眾矢之的;所謂部分,則讓人們對於DEI得利者有指手畫腳的空間,我們知道你爬上高位並不完全是因為你的專業實力,所有心照不宣的揣測與流言,亦轉變為得利者或隱或顯的壓力。
雅典娜在近乎黑色幽默的噎死過後,茱恩拿走了她遺留在打字桌旁的小說初稿,主題為一戰時期華人移工的《最後的前線》。豈料原先只是半成品的初稿在茱恩修改、出版之後,竟意外走紅,茱恩終於嘗到了名聲所帶來的甜蜜多巴胺,她改了中間名為帶有華裔色彩的「宋」,讓她和寫作主題之間有更合理的連結。但眼尖讀者仍然發現當中的詭譎:為什麼這段帶有壓迫色彩的華人血淚史,會經由一個白人作家筆下誕生?她對於那段歷史是否能夠完全理解?她真的足夠理解,身為一個華人的感受是什麼嗎?更致命的猜測是,這段故事是不是從雅典娜那裡竊取的靈感?這些質疑聲浪越灼越烈,最後茱恩甚至被網路社群給取消了。
資格論,確實是不同想法、族群、身分、階級之間對話常見的說服伎倆,「你沒有拍過電影,怎麼能相信你評論電影的觀點?」、「你沒有生過小孩,怎麼能相信你能將小孩教好?」、「你才幾歲而已,根本沒有資格發表意見。」在這種論述中,經驗被奉為最高準則,必須要有相關體驗,所宣之於口的見解才有重量。誠然,發言價值與否和經歷未必成正相關,但那也不是重點,大多數人使用資格論的潛臺詞是爭奪話語權,我不在乎你說了什麼有意義的話語,我只要你「閉嘴,乖乖聽我說話」。
當這種資格論無限上綱,推至那些無從更異的根本事實時,每個人所能操持的語言界域就會逐漸緊縮:我可以拍完電影之後,回來評論電影;我可以什麼事情都沒做,變老之後再回頭評斷年輕人,然我沒辦法改變自身的族裔及性別,我有權限說出亞洲男性所遭遇到的困境,而外於我的永遠懸浮於外,我沒有立場去代言我以外的事物,比方說外國人,比方說原住民,比方說女性經驗。這是一條奇妙的判準,每個人有屬於他們各自應該說的話,一旦踰越,輕則被質疑真實與可信程度,重則涉及道德立場,猶如外界對茱恩的評價──「你在所書寫故事背景中是處於優勢的族群、是曾經對華裔壓迫的族群,你怎麼能確保你的書寫是一種保護和追討,還是再一次的傷害與醜化?」
從中也可以觀察到某種現象:想像力猶水就下,總是從高處流淌到低谷,我們有可能見到非原住民的創作者選取原住民作為主題、生活無虞的小說家選擇底層困苦的民眾作為故事主角、男性寫作者以女性為焦點進行闡發。大部分情況下,這是條不可逆行的單行道:原住民文學不會以非原住民為核心寫作,底層階級沒有餘力去幫作家們發聲,女性主義小說裡的男性不會成為終極重點。
想像力猶水就下,權力亦同。
故事後段,茱恩也揭露了雅典娜並未如此完美的一樁往事,她挪用了一段茱恩向她訴苦的經歷,將其寫成小說投稿,最後獲得賞識。茱恩對此感到憤怒,卻無可奈何,故事、題材、靈感,此類虛無飄渺的指稱通常不被法律承認,於是,對於它們的交換取捨便難以說明,這算不算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剽竊?從中得以見得,當主流文化的題材書寫皆盡飽和,題材的選用也變得更加複雜,它是種有道德瑕疵的掠奪?是到超級市場逡巡選購那樣的日常?還是闡揚歷史傷痕的正義考古?
到底誰有資格說一個沒有人被冒犯的故事?
綜觀全書,《黃色臉孔》並沒有其他小說那般壯闊波瀾,沒有巨大的國仇家恨,沒有深刻的愛與死亡,這僅是一齣吵吵鬧鬧的文學鬧劇。而它真正令人共感的部分,是那占了大部分篇幅的意識獨白──茱恩忌妒在之前成功的人、對抗那些家人們對你夢想的質疑、懼怕後起之秀會取代自己的位置、擔憂已完成的成就會一夕崩毀……,這種情緒在書中具象化為雅典娜的鬼魂,不斷在生活各處騷擾著她,茱恩始終無法得到真正的平靜。誰都渴望成功,懼怕失敗,成就焦慮委實在各個領域都不陌生,但文學場域的瘋狂逐利,可能更多了一點點無奈。
文學,是操持文字的菁英場域,是挑戰書寫界域的實驗場,我們理應在其中允許一些放任,期待讀者得以獲得那些超乎常理的斬獲,是前所未見的體裁面世,或者書寫切入角度使人驚艷。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文學是語言的集合,累積足夠多的量變,或許會抵達思考上的質變,它成了拓展人類觀看世界的方式與可能。
我相信這是真的,但這同時也是個浪漫到令人生氣的說法。
文學畢竟是小眾,意味著要以其營生,必須付出比其他行業更多,才可換得差不多打平的收入。書中便揭示了作家如何才能賴以為生,包括簽訂經紀人、參與出版社會議、廣寄自己創作的書稿……茱恩嘗試奮力擠進產業結構下的窄門,也正因為文壇競爭如此激烈,由身分構築而成的多元性品牌才令人嚮往,那些弱勢族群的灰暗歷史才能鍍上一層金箔。比起公平正義還是堂而皇之的其他訴求,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亞裔身分的代言人可以賺錢,而且還是直挺挺站著、舉著公平正義的賺。
就此意義而言,《黃色臉孔》的確是恐怖故事,新自由主義收編了文學(以及其他許多事物)讓它改頭換面:我們不要理什麼思想的前沿,族群和性別的正義呼籲還是八卦的真實與否,這些都只是素材,要高尚還是世俗都可以自由調配,加一點溫暖人設、編一些偏鄉關懷、配一則憂傷歷史,名人代言或炎上行銷都可以。重點是,我要收回我的故事,這也是書中令人悚然的結尾,我要讓大家相信我的觀點是對的,而你要知道我的觀點,就要先花錢買書,理解了嗎?
盡管結尾如此,還是希望偶爾寫作可以回到它最純粹的定義,而非被包裝成各種產品或課程,非得要眾聲喧嘩才有價值,如同茱恩在思考未來時,回憶起寫作這件事對她而言的意義:
「寫作是人類所擁有最接近真正魔法的東西,寫作是無中生有創造出某種事物,是打開通往其他世界的門扉,寫作賜予你力量,讓你在真實世界太痛苦時,可以塑造自己的世界。」(頁267)
自己的世界,聽起來,真是何其美好。寫作,原先就只是將腦海中事物形諸於文字,無關乎你的生理特徵,無關乎讀者的批評攻訐,作品、作者與讀者的三角難以完全脫鉤,但至少,在某些時刻我們能回到彼此最核心的那個點、好好認識作者、好好創作作品、好好閱讀作品,而不去煩惱過多它們的重疊之處,如此才能看清楚,哪些地方被層層覆蓋到模糊不堪,哪些地方才是你應該要盡力護存的淨粹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