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除了受到生意成長策略的驅使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元素,當然是資本投入的多寡,還有投資成敗的評估。這些要素都是海外擴張的評量重點,也是總部做決策考量時,必然被列入的。
因此,分支機構在擬定投資計劃時,必定圍繞在這些核心要點上面,全方位構思,最後得出預計達成的「財務底線」(Financial Bottom-line),冀望獲得總公司的認可。
其實,最高層董事們在做出最終定案決行前,除了嚴格審視投資的‘’本益比‘’之外,他們會同時思考往前擴張的潛在風險。因此,他們的決策必然隱含著一些外人無法參透的元素。譬如,這海外投資,可有更聰明的方式?是不是已經充分使用“槓桿”作用了?
此外,對於陌生的他國營商,他們會考慮,這個跨國投資可有“防火牆”的功能?這些深層的考慮,通常一般的專業經理人都沒法太過於有效顧及。因為,如果著墨太多,怕會模糊了焦點,反而沒法凸顯計劃投資的預期正面結果。畢竟,投資計劃本來就該主攻正向的領域。而屬於“踩煞車”有關的面向,正是那些“雲端”大老們的工作。
香港生意開張半年之後,一切都上了軌道。這段時間,除了香港公司的軟硬體建設慢慢接近完成階段以外,台灣公司也一步步進行搬遷和升級的作業。此外,應歐洲總部的要求,上海辦事處也開始建構,進度也不錯。之所以能夠那麼快進一步擴充,是總部人士同步看到,這盤生意進展非常好,公司的現金流也異常的健康。
這種情況,對於規模不算小的海外投資,並不常見的。畢竟,我們是屬於工業類別的產業,所有的客戶絕大部份是傳統的製造業,沒有“點石成金”的暴利可圖,一切都依賴區域內穩健、成熟的銷售網絡,以及稍後注入的新動力。那就是,以原廠之姿,我們把資源和服務往前推進,更接近市場。
這些不斷加高的投資,總公司並沒有因而加碼注入新的資本,其所需的資源投入,全部源自香港這盤生意所產生的新資金。
換句話說,這個香港區域中心的投資案,總部的初期資本,到位之後,他們就再沒有考慮要加高資本。由於,初期實體建構所需成本不菲,事實上,高過注入的資本許多。他們又不傾向於當地舉債,他們不喜歡太高的資金成本。
這當如何是好?如何能夠讓‘’馬兒好,又可以不吃草‘’?
其實,是我多慮了。成案之前,他們已經想好,讓我提出個資金缺口預估,然後回頭向自家控股集團貸款,據說利率會比對外借貸低很多。於是,就用這個模式,把計畫內容需要的資本給補上。
以我做為這個投資案的執行者,我是還沒開張就欠自己東家一大筆錢。那些利息負擔,也都會是啟動營運之後管銷成本的一部份。這應該就是所謂的,‘’如來佛‘’們只要掐指一算,撥弄一點乾坤,就比我這‘’孫猴子‘’翻幾千個筋斗還厲害了。
回頭仔細思考,總部敢於給海外分支機構貸款,它事實是對這盤海外生意存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也就是相信這個投資是會成功的,對於這個分公司的償債能力是有信心的。
否則,真要執行“槓桿”策略,他們大可授權我去進行本地銀行的借貸。萬一有朝一日這盤生意走不下去了,清算之後,債務責任就由“股份有限公司”體質的分公司,自行負起“有限”的責任就好了。這個和自家控股擔任債權人的債務風險衝擊,程度上,是有很大的分野的。
總之,這個“信任感”,無疑的就放在我的肩上,這一點,執行長是有幾次提醒過我的。我明白他對我的支持,但是擺在我面前的,事實是一大挑戰。既要維持生意成長,又要很快籌出大筆現金,那壓力之大,事後回想起來,還真的有點冒冷汗。
從全球投資的角度來看,集團總部的海外擴張從第一天行動開始,就已經有整套的思維基礎,設定的政策必然包含顯性目標和隱性對策。
表面上來看,總部對於分支機構負責人的指令是非常清晰明確。分支經理人必須自負盈虧,務必達成獲利目標。此外,還必須執行公司的擴張政策,增加市場佔有率。有時候,更特別的,要某一特定分支機構執行特定的生意任務。這些都是表面的管理指標,一般通過KPI,進行管控。
所謂表面,就是集團要駐外經理人執行的任務指標。至於這些目標的深層用意,他們不須解釋,因為那些和經理人的聘僱要件無關。即便某位經理有足夠慧眼,要求就某一策略議題澄清,也會遭到拒絕。反正,沒有經理人可以置喙的空間,因為那些不是這個層級人物應該擔心的。
經理人對這類深層議題的省思,是有益於和總公司的必要溝通。若能洞悉某議題的真實意義,對於總部的回應就不會太意外。儘管未必能解決“市場前線”的問題,至少可避免經理人為達目的,窮追猛打,以致回火燒到自己。因此,了解全盤生意的意涵是無害的,但還是得盡忠職守,使命必達就是。
沒有辦法,「經理人」和「企業家」的思維是有本質差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