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韓江的《少年來了》：歷史記憶與文學使命
我們可能知道世間所有一切的真相嗎？若不可能，我們又何必苦苦追尋？這是每每在讀有關歷史記憶的文學小說時，我問自己的問題。
韓江《少年來了》做為非常出色而強大的作品，一是文學可以抵達現實世界無法抵達的彼岸，透過招魂的技藝；二是嘗試為當事人書寫那破碎而凌亂的現場與其後；三是投身於無法自外於光州事件的生命記憶，必須將這些真實人事化作文學的理由。
如果重視小歷史的代言，可以先從韓江的後記讀起；如果重視小說的文學技藝，建議照著順序讀起。
我認為自己太晚才開始
韓江的童年，是在光州度過的，而此同時，韓國在強人專制的時空裡，處在實施僅次於戒嚴的緊急命令治國（1974-1979），不容許挑戰體制，也不准許詆毀國家元首，限制人民最基本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學術、良心等 的自由，以及實施多年的宵禁，人民基本權利是被剝奪的，但在孩子的眼光中，還無法看見這些政治受限的影響，童年時光都是美好的回憶。直到全家從住了九年的光州舉家輾轉搬至首爾，1980年，光州事件發生，曾經熟悉的故鄉與故人都發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十歲孩子的眼中，才看見許多不太對勁的瞬間：
半夜來看房子的房仲大哥（便衣警衛的突襲）、大人們耳語而談到某些人物時尷尬的沉默、偷偷藏在家裡的攝影集......。
我認為自己太晚才開始。
韓江這句話，其實道盡了無可奈何中年一輩，韓國民主化階段下漸漸能夠撥雲見日的時刻，才能好好回望自己的故鄉與歷史，而盡可能的盡自己力量的完成一些使命。
使命感是強烈的。她也現身在事件與故事間，明確的建立真實人物與故事人物之間的血肉，她受到信任以及託付：
您問我同意嗎？當然同意，只不過您得好好寫，要據實寫下，不要讓任何人在汙衊我弟弟。
作為小說創作者的韓江，在資料蒐集與見面拜訪紀錄時，內心的省思與距離的掌握，與故事裡歷史研究者與受難者對話間，兩者參照也值得尋思，究竟寫下的意義是對誰而言呢，對受難者來說，誰有資格要我把內心這些所有的痛楚與見證開誠布公呢？這中間的拉扯與掙扎，韓江節制，節制的不把殘暴放大，也不把所有受難者理想化，而整本小說最重要的是印證了一句話，一句韓江從受難者訪談所留下來的話：
這段經歷就像是一場核災，附著在骨頭與肌肉裡的放射性物質，存留在我們的體內數十年。
所有人，都在事件過後的數十年間，依然身心受此影響，不論當年是十歲抑或是二十歲的受難者、倖存者、遺族、旁觀者......都會在往後的人生不斷質問：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1980事件現場：東浩與正戴
查看資料顯示當年不到14歲的犧牲者約有八名，韓江用這八名之二少年的身軀看龐大的兩造敘事，一邊是軍人鎮壓的暴力，一邊是市民軍反抗。
少年不懂，為何要為遭到國軍殺害的老百姓唱國歌？為何要用國旗來覆蓋棺材？彷彿害死這些人的主謀並非國家一樣。大學生則說，殺人的是這些發動叛變的軍人，怎麼可以把軍人當成國家呢。
一波波的學運青年知道自己在抗爭中，為推動國家民主化下而行動，但大多數民眾，或許如少年一般，模糊的國家概念，模糊的參與遊行與救援，只有眼前很確切．無止盡增加的死者、腐爛的屍臭、無人認領的嚴重受損遺體，死亡。而東浩，也是為了減輕自己的罪惡感，而留下來幫忙。
韓江留下更為人性的描述：只是打雜幫忙善後的民眾怎麼可能會沒命、我手無寸鐵怎麼可能會沒命．以及在遊行現場遭到掃射的震撼，真的會沒命，真的會嚇得逃跑。
正戴的亡魂則帶領讀者看見墳場的景象，從原本的整齊堆疊，後來甚至隨意丟棄，直接放火焚之，這些被困在原地的魂魄，沒有辦法索命、託夢，就像渾沌的光體漂浮，而失去記憶就會消失的感受，死亡在此變得傷感而困惑，為什麼會發生，為什麼是我。
這些人的魂魄被留在原地動彈不得的象徵，巨大空洞的表現真的令人感慨。
直到現在，光州事件傷亡人數，仍有非常大的差距，根據研究，光州市政府以及「518 紀念財團」後來發表的數字是，154 人死亡（包括 12 具無名屍），70 人失蹤，4,138 人傷殘，總傷亡人數為 4,362 人。民間則說高達兩千人遇害。全斗煥直至2021年病逝前，都未承認自己曾派兵。
倖存者：恩淑與善珠
恩淑與善珠的倖存，側寫了事件發生後的肅殺氛圍，恩淑的眼看見1980-1985年的整肅，限制了創作、出版、言論自由的嚴重性，所有出版受到嚴格審查，整頁整頁直接刪除的滾墨，如同火燒成黑炭的打樣，變成默劇的戲劇公演，其中如詩的對白，可以想像韓江書寫這整部作品的火焰核心：
在你死後，我沒能為你舉行葬禮，導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場葬禮。
為韓國走向民主化過程中，無辜的亡者遍地，年少時的記憶也存在於韓江心中許久遲遲無法動筆，她知道自己太晚才開始，但，她仍想送終，透過小說中的人物視角，盡可能的顧全受到國家暴力輻射下的殘存身軀。
而善珠的人生，則是跨到了四十三歲的2003年，已經能出版受難者口述歷史的年代，但還有很多話說不出口的年代，很多傷痕不是說出口就能癒合，善珠所代表的許多倖存者如此，遭受性暴力的女性倖存者更是如此。
另外，1980年的恩淑是高三，善珠則是已參與過勞運的勞工，而特意將善珠故事從某一日的晚間七點到凌晨五點，時間感的錯亂重疊了宵禁前與後的日子。根據不一的資料顯示，韓國長達三十多年實施的宵禁（直到1982年1月5日解除），多次修改的宵禁時限大致上落在晚間七點到凌晨五點左右。
被留在原地的人：振秀與母親
其實所有人的某個部分，都被留在那1980年五月，只是振秀與母親對我來說是特別鮮明的印記，大學生振秀儘管留住了性命，出獄後的人生卻無法前進了，思緒在受到目擊與刑求的傷害下，造成無可挽回的身心障礙，而即便是同為獄友抑或是受難者遺族，又能多親近彼此已破碎的心靈，那每個人獨一無二存在的經歷，誰有資格能夠代替發言呢？
不要稱「犧牲者」，所有人都沒有想要犧牲，因為大家根本沒有想過國家暴力可以這麼無情而決然的施暴，犧牲可能是理想崇高的青年赴死，但或許更大多數的人，只是想著行動，想著等等就回家了，想著明天可能就不一樣了......相較於台灣正名為「政治受難者」 ，光州事件死傷者眾，難以如此理所當然的歸類。
母親也被遺留了下來，被生前的回憶一次又一次的阻擋建造新的回憶，但也被後來一次又一次的受難者互助會所支撐了起來，繼續奮戰到不能走為止。時間感的錯亂，或許不是身體機能的退化，而是國家暴力所應該負起的賠償罷。
同為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國家，被誣陷為赤匪的受難者們，台灣的二二八，韓國的五一八，都已經是能夠公開談論的歷史，文學家想要好好的為這些生者與往者舉辦一場國際葬禮，迎來了南韓第一座諾貝爾文學獎，也因為大家都記得了歷史，所以當南韓發生史上最短的戒嚴時，所有人都可以站出來大聲的抗爭，而讓歷史倒退的行為注定失去執政的權力，不要忘記光州，不要忘記人民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