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到來後,西方社會迎來了密集且劇烈的社會變化。
上一個世紀的末期,是歐洲人到處興起大革命的年代。在這個新潮思維快速衝擊傳統社會的年代中,歐洲世界充滿了分崩離析與血腥又暴力的改革。帝國主義殖民時代來到了後期,失去了美洲殖民地的大英帝國走向衰弱,接下來是民族主義國家的興起。
在19世紀,清帝國爆發太平天國之亂,舉國陷入一場巨大的內耗、歐洲在拿破崙的鐵蹄下變成一片焦土、英國進行著工業革命、德國走向統一、鄂圖曼土耳其旗下的阿拉伯民族紛紛發動獨立、印度爆發反英殖民戰爭,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快速成為東方世界最早現代化的國家、而獨立成功的美國,成為美洲第一強國,漸漸奠定了後續成為世界第一霸權的地位。
在各地發動的革命運動,藉著新思想的誕生與技術的革新,工業革命興起,衝擊著傳統的農業社會。
這些太過快速的改變,在在衝擊著社會體制與傳統,如果說19世紀是一個充滿變化與混亂的世界,應該沒有人會反對。而在這樣劇烈的變動之下,瘋狂與正常的邊界越來越模糊,而精神疾病隨著社會的進步更加令人摸不著頭緒。
在那個各種先進思想論述到處發表的年代,從進化論到精神分析,社會的變動影響著思潮。在這短短的一個世紀裡,豐富的思想衝擊著社會價值與精神醫學,隨著時代的進步,在這混亂的19世紀裡,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疑問。
從18世紀開始,西方世俗社會就對輕微的精神疾患有一種約定俗成的看法,認為輕微的神經質是一種文明進步的代價,也就是一種文明病。
對於當時急遽變遷的社會來說,面對一連串的歷史事件如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以及後續接踵而來的社會動盪、市場制度變革、科學思想、信仰觀與社會階層的巨變,醫學界開始認為,瘋狂正是一種環境劇變的產物。
也就是說,精神疾病始終無法與人類文化的革新撇清關係。也因此,當時的人們更加肯定,各種瘋癲與精神失常,肯定與文明的進步脫不了鉤,永遠都會有新時代的文明病。
面對社會動盪後大量出現的精神失常者,當時的醫生得出了一個結論,他們認為:
「當社會處於野蠻狀態時,瘋癲甚為罕見。然而自然簡單的生活型態,已經被奢華而人為的生活型態改變了。而另外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在無知與文化低落的人身上,由於心智器官還處在未開化的階段,因此就不容易出問題。」
對當時的人來說,越是進步、競爭的社會以及那些位於競爭金字塔頂層的上流階級人士,最是受到精神失常威脅的一群人,因為他們長期處在充滿刺激以及對精神安寧有害的環境與體制之下。
綜合來說,基本上當時的一般人認為,神經質、輕度的精神官能症與精神失常,是過度追求上流奢華社會的結果,並且對此深信不疑。
然而就社會環境的面向來看,現代心理學確實認為,環境的刺激確實與某些精神問題有正相關性。但實際上,這套理論在當年,只不過是讓社會菁英有理由繼續支持政府廣設收容所、將那些他們認為麻煩的人物丟進去、眼不見為淨的一種手段而已。
因為不到幾十年之後,這種對於各種瘋癲在社會階級中分布的預測,開始在歐洲各地被證明是錯誤的想法。實際上,當時被診斷為精神失常而進入收容所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窮人與中間階層的人。
就統計的觀點看來,精神疾病的發生實際上與社會階層無關,我們現在也知道,精神疾病的發生不分貧富與社會身分,而是在每個人的身上都有可能會發生。
然而,由於一些嚴重的精神問題常常會令人失去謀生的能力(因為患病所以才會貧困,認為窮人特別容易患病是一種解釋偏誤),實際上,瘋狂所帶來的強大破壞力,除了那些極端富有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階級很快的都會受到貧窮的威脅。
而如果這些問題又涉及家庭環節的話,事情又會變得更加複雜,不論如何,精神疾患對家庭與社會的影響,往往只能是破壞性的。
而隨著時間的演進,為了應對越來越多的收容需求,大量的收容所被設立。而這樣的現象同時也引發了新的不安與懷疑,面對這個充斥著瘋狂的西方社會,人們開始質疑,精神醫生們以往所宣稱的那些療法是否真的有效。
而面對越來越多精神狀態慢性惡化的病人,當時的醫生們瞭解到,即便用盡各種手段,大部分的重度精神疾病依然是不治與慢性化的。(實際上現在也被證明是如此)
至此,醫學界再次體認到,跟當初樂觀認為醫學所能達到的效果相比,實際上的治療成效是多麼的有限。
即便到了這個年代,醫學界仍然對所謂的精神疾病一知半解和束手無策。醫師們深切的體會到,這種疾病是多麼的頑強,對於理性的大腦所帶來的傷害是如此的強烈而難以磨滅。
至此,原本被認為是「瘋人救世主」的收容所政策正式宣告失敗。因為與以前的恐怖瘋人院相比,實際上新式收容所並沒有解決任何的問題,收容所存在的意義,對社會來說仍然與當年一樣,只是用來把世俗認為是瘋子的人隔絕於世的地方而已。
在19世紀中期、精神醫學因為對於瘋狂束手無策而陷入窘境的時候,一個橫空出世的理論意外介入了精神醫學的體系之中,並對精神醫學帶來了「深遠且不良」的影響,而它就是鼎鼎大名的「進化論」與當時著名的「用進廢退說」(此時的用進廢退說,包含了後天的不良性狀會遺傳的錯誤論點,而就是這個論點,對社會大眾的思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如同上一代啟蒙運動之後產生的新思維對精神醫學的改變,此時的精神醫學再度受到新興理論的影響。
當時的醫界認為,所謂的精神失常與瘋癲,可能是一種「逆向演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我們會認為演化是一種推動進步的力量,但這種看法的反面,即表示了一但「退化」開始進行,瘋狂將無可避免的,隨著每個世代延續下去,且越演越烈。
在物競天擇與演化的思維下,瘋癲可以看作是一種為了前人的罪而付出的代價。
根據「後天得到的性狀會遺傳」的用進廢退說,前人的惡德惡性與瘋狂的行徑,將會一代接著一代遺傳到後世的身上。而隨著惡劣的性狀越來越強烈,這些人將不可避免的落入瘋癲的深淵之中,一步一步的走向物種被淘汰的必然結局,最終讓整個血脈在社會中被消滅。
到了這個時候,退化的觀點似乎變成了一種自然法則,人類的腐敗與瘋狂,象徵著違反自然法則而得到的懲罰,而一切是這麼的理所當然。
在上一個世代,社會普遍認為文明的發展與社會競爭的激化,和精神問題有著絕對的關聯性。但在演化的觀念出現之後,這個觀點馬上180度的大轉變。
當時的社會很快的認為,那些粗鄙與不智、行徑惡劣的族群之中,出現瘋子的機率才是最大,而這樣的觀點,漸漸地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且剛剛好符合上一個世代末,對於收容所的瘋子多半都是窮人與社會階層低下之人的錯誤解釋。
而對於社會信心跌落谷底的精神醫學來說,這儼然是一個重新站起的大好機會。
對當時的精神醫學來說,「退化論」的出現,正好解決了他們所面對的最棘手的問題。在時人的眼中,過去對於精神疾病的解釋,往往是從症狀上面著手,並區分出憂鬱、躁狂、思覺失調、失智等等問題,並試圖尋找這一切疾病發生的根本原因。
現在,多虧了演化論的出現,一切的症狀都有了答案。
從最輕微到最嚴重的精神失常,現在都將被解釋為大腦的缺陷與退化。即便在解剖學上仍然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大腦器官有什麼物理性的改變,但這都無所謂,因為那些被關在收容所的極盡瘋狂之人的存在,已經強而有力的、印證了退化那充滿毀滅性的力量。
而這樣的觀點,更加合理化了將瘋狂之人隔離在收容所的必要性。至此,不論社會的學說如何演進,精神醫學始終無法脫離那鋪天蓋地的監禁觀。
面對這樣的窘境,在下一個時代,精神醫學界開始回頭檢討自身,重新審視自己的理論和基礎。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新興論述,這時的精神醫學界開始重新思考,究竟什麼才是瘋狂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