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s the limits of my world / 我的語言的極限意即我的世界的限極
二
但主謂語句式是古希臘人用以思考事物的方式卻是一個事實。
主謂語結構導致古希臘哲學家思考謂述關係,從而提出了命題 (陳述句) 的概念。
謂述關係又導致亞里士多德提出了原始的集概念或歸類概念 (class)﹑量詞的概念 (quantifiers)﹑推論 (inference) 和證明 (proof) 概念等。
中世紀的邏輯學家亦可能因為見到屈折語中具有屈折和非屈折成份而提出了兩類語構成份﹕範疇詞與非範疇詞 (非屈折成份)。
弗雷格使用函子/論元概念來分析自然語言的觀點亦來自歐語主謂語語構傳統,即其對主謂語結構的再思考和回應/反叛。
如果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始於弗雷格,那麼羅素和維根斯坦早期尋求理想語言 (the ideal language) 的衝動則可以說是脫軌之旅。
弗雷格的概念文字並非作為一個理想語言提出的,而僅僅是系統化邏輯技術對自然語言的一個應用,目的是要更好地表達語言表式的概念內容。
羅素和維根斯坦早期的理想語言的出發點則是要解決或分解所有的哲學問題。
這當然是違背了弗雷格的洞見,即我們對語言的分析總是一種人工化手段,而不同的人工化手段可處理不同的問題。按此觀點,沒有一個終極的理想性語言。
主謂語結構並非語言的基本結構,函子/論元結構亦非語言的基本結構﹔但主謂語結構讓我們從這個角度思考到譬如函子/論元結構不能提供的一些語言及哲學現象或問題,反過來,函子/論元結構讓我們從這個角度思考到主謂語結構不能提供的一些語言及哲學現象或問題。
所以,本書的主題不是要證明函子/論元語構分析優於主謂語語構分析,或位序語 (positonal language,譬如漢語) 比屈折語 (inflectional language,譬如英語) 優越。
事實上,主謂語結構及屈折語為哲學和邏輯學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視角。本書多處闡述了這個觀點。但如果我們堅持使用這些視角來分析漢語,那便是患上妄想症了。
原因很簡單,上古漢語的基本結構並不以主謂語形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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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