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除了捍衛宜蘭漁民的生存權外,本書談論更多是關於藉由爭取外島態度反應統獨於否的立場問題。《保釣運動全紀錄》是一本由日本媒體本田善彥採訪台灣、中國、香港的相關保釣人士所整理出,綜觀認識保釣脈絡之報導。架構分為三個部分,從最初保釣發生及在北美燃燒話題開始,將鏡頭轉至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導致國府(國民黨政府)後,面對保釣態度產生轉變,最終拉遠目光至中國、香港,足以藉由保釣串連華人意識的角度進行探討。
論及保釣作者提到根據他的觀察,保釣本身在台灣(特別是兩千年後)並沒有在社會關注中引起多大討論,這點根據採訪當時創立民進黨元老之一的張俊宏表示,是因為保釣背後延伸牽扯統獨這對台人來說既敏感又複雜的問題,導致台人給人一種冷漠態度予以面對。然而我覺得這是說服力相當不足,又或者該說,它涵蓋範圍只包含曾經歷過蔣政府時代,四五十歲以上的民眾想法,而忽略了沒有經歷過台灣政治黑暗期的青壯年族群。也就是說,關於保釣並不是現今民眾始終持續追縱的原因在於,保釣之於多數民眾所影響到的權力並不是那麼直接,而多數人對於保釣人士傳達保釣歷史即保釣必要性有著資訊接受上的「斷層」,漸漸被其他議題或更能符合這個資訊極度發達世代傳遞的消息給分散注意力。再者,就我觀察來看,對青壯年群眾來說,「中華民國」這名字所代表的意義已經被架空,取而代之的是「台灣」,才足以代表我是誰,我從哪裡來。
這也是我在讀這本書時一個緩慢卻真誠的心態調整,當對我來說「台獨」是勢在必行的選擇時,因為激情而使我忽略了台灣過往最重要,也是最艱辛,從黑暗迎接光明的那段歷史回顧,我知道雷震、我知道陳映真、我知道林孝信⋯⋯卻沒有因為深入理解他們身處時空得面臨的問題,因而輕易做出我認為對這個世代來說才是真正有幫助的主張(就像讀《借殼上市》時,雖然蔣中正在我腦中與殺人魔脫離不了關係,我卻對他在面對美中建交退出聯合國那些種種國際動盪帶來的焦慮感感到同情)。
還記得之前跟別人聊到,作為一名臺派是不是某方面也偏激地選擇靜音了外省人聲音?這是我始料未及的。為此我去找了群學的《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裡面正好有一篇是我以前大學教授寫的文章,他提到作為外省人之所以留在台灣,或者試圖返鄉最後又回台灣的矛盾想法是因為落入了「雙重困境」,最後成為「邊緣人」的一種身份轉變。而我想表示的是,雖然這本書的主題是認識「保釣」,然而歸納出整起事件背後最重要的爭論點在於,釣魚臺是各國政府在重申政權正當性所用來操弄的道具。誰在保釣佔上風,都是想在國際舞台上角逐鎂光燈聚集的中心位,特別是對台灣、對中國來說。
我十分肯定這本書在保釣史觀做了相當周全的資料收集,採訪了眾多曾在第一線參與保釣的運動人士,你可以理解最基本的保釣發展始末,以及保釣後面牽扯的真正爭論是國與國之間的角力問題。然而我卻無法苟同作者在評論台灣(或台派)時,使用「偏安」、「避秦」這種他定義為「投機」的態度選擇自己的身份認同。我無法確認他是否只將推論集中在特定年齡(又或者我不能確定是不是參與保釣,不論是左派或右派,在認定中華民國與台灣兩者定義時,是不是有一套獨特的「世界觀」),才會導致他眼中的台派與我理解的台派有著迥然落差。他在書中提到「台灣百姓塑造出的自我認同,其實有著高度可變性」甚至反詰,既然如此是否有必要認真看待這種說變就變、暫時性的自我認同?我想,把他的話解釋成把正在定義「我們是誰」的過渡期視為沒有核心,猶如變色龍一說,並不算超譯他的意思,但這種認定是不公平的,我認為正因為台灣經歷了政權更迭的殖民歷史,這些「痕跡」體現在街景、在生活習慣上,讓我們擁有這樣的模樣,而構成台灣社會的族群又因為這段「歷史切割」的過往,造成我們對國家的意思解釋有不同立場,才會產生概括性的「一邊一國」或「台灣獨立」等分歧。因此當作者一直用偏安這種說法描述台灣政府,我一直有種說不出的委屈(?)作祟著,但瞥除這點,我還是很喜歡這本書裡的多數內容,甚至藉此認識了鄭鴻生,算是十分驚喜的額外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