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路的正職是記者,業餘是寫詩——這是我所認識的方路。
記憶倒帶,回到多年前的一次差旅:當時在台北動地吟,我和方路都是報館委派出訪此詩壇盛事的媒體人。工作時,我和隨行詩人都極少呼喚方路的原名“李成友”,可是當新聞版面上出現台北動地吟活動的報導時,詩人方路退居幕後,記者李成友浮出水面(而在報館裏,方路的同事則稱呼他為“大水”)。
台北正值秋冬換季,晝短夜長,本來陽光明媚的午後,瞬間改換幕布成了墨藍夜色,冷風吹得我這個來自赤道的人直哆嗦。我和方路在台大藝文中心雅頌坊隔壁的公共空間看著天色變化,幾乎是我在說的聊著馬華文學的批評。當時年少想必說了很多“奇怪的話”,讓飽覽華社面貌的方路感到納悶和無趣。然而,這次談話我認為最有意義的或許是,我鼓勵了方路放下舊式手機,踏入智能手機時代吧?不過,這回相聚後,我就再也沒有跟方路有如此多話的時刻,我重回讀者身分閱讀方路。
很年輕時我就開始讀方路了。那年我17歲,這年少時光也是方路經常在作品裏念叨的年紀。第一次接觸他在有人出版社的《傷心的隱喻》,讓我發現詩的美好與感動。這本詩集小小的,開本延續了從前馬華文學出版品充滿特色的小開本,但在設計上,卻開啟了馬來西亞華文書籍設計的元年。
自此,有人出版的馬華文學總以獨特的“文藝範”呈現世人面前,包括方路之後的作品。直到前幾年,方路在面子書平台開設粉絲專頁、自創“阿裏路路”,方路有了自己的文學品牌,也暫別了“文藝範”十足的有人出版社。
《半島歌手》是阿裏路路出版的品牌產品之一,詩集的內容和主旋律,傾向於“政治”。政治是我們難以逃脫的生命主題,大到家國,小到個人,都難逃政治範圍。隻是,國家政治和個人政治畢竟有所差異,其差別在於大我和小我的區分。方路在這本詩集裏以大我姿態,觀察著馬來西亞那些年,人民爭取幹淨選舉時期,政治動蕩的風風雨雨,把其對政治的感性與理性,內化錘煉,最終寫成我們在《半島歌手》裏讀到的政治詩。
自序裏,方路寫道:“這本詩集《半島歌手》,說來也經曆幾分波動和激動的生命曆程,在509大選前,原本大致上已完成籌備工作,收錄的詩作也整理好,但4月初國會解散後,因新聞工作上有了新任務,就是每天在報紙出版的‘大選特輯’,以一天一首詩方式呈獻,主題是<大選意象書>,從解散、提名到投票,經過漫長的一個月時光,留下了32首見證大選的詩作。”
在馬華新詩發表的管道與方式,以一日一詩去呈現馬來西亞選舉/政治樣貌,在社交平台成為發表主流的當下,其實並不少見。讓人意外的是,方路為選舉期所創作的政治詩,是發表在全國華文報發行量第一的《星洲日報》。雖然我沒有考證過,之前是否已有媒體嚐試如此做法,但至少在我的印象中,用馬華詩人的作品,大篇幅連載政治詩,應該是“史無前例”的,就我看來,此般做法是十分浪漫和激情的。浪漫的是,硬梆梆的政治新聞裏有了詩的柔軟;激情是因為,在情緒昂揚的競選期間,馬華文學的創作進入到華人社會各階層的精神世界裏,也算是功不可沒的馬華文學宣傳與推廣。
如果你對方路的創作有所接觸,不免發現,研究方路的學者對他的創作情感調性歸類到“感傷文學”的範疇中去。從閱讀方路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方路的大部分創作,不論是封面、書名設計、內容創作,還是目錄編製,都有意地將作品感傷情緒放大到書籍的每個面向。這讓閱讀方路創作的讀者,會在他的作品中,感覺到作者深刻且強烈對家人、動物、地方凋零等人事物的巨大轉變中,在詩人的細微感觸下,表現出來的感傷愁緒。
然而,在《半島歌手》這本滿是政治詩的詩集裏,感傷成分減少了。“收錄在這本詩集的政治詩,並不是我寫得最好的作品,但是屬於我寫得最真心的詩作,從失望、頹喪、茫然、渴望、激昂,到擁抱希望,這過程可能一生隻有一次。”這句方路的自白,政治情感上,在詩集出版的五年後如願得償,“希望”成真了。
在此同時,《半島歌手》也可說是方路文學作品裏,難得的不是遍布感傷的詩集。如果不論這本詩集裏所收錄的詩的技藝精致度,就情感變化而言,方路似乎在“現實”情緒感受下,寫出了不一樣的,或者說,更貼近李成友、大水對社會與世界更真切的關懷,再以詩總結其喜怒哀樂。不濃重的感傷文學技藝,用最真心,抱著對政治與社會的期許,也經曆過失望心情創作並收集得來的《半島歌手》,把讀者對於詩從本來很遙遠的夢,拉回到我們可以參與的與詩人對話的語境裏,這是我讀《半島歌手》的意外驚喜和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