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能夠建立非凡功業,既有「時勢造英雄」的元素,隋朝統一天下,建立了制度,成為唐太宗的藍本,也有「時勢造英雄」的元素,太宗的個人政治魄力,尤其展現在其用人之道。制度方面,前文已有所論述,以下是討論太宗個人與盛世的關係。
唐太宗用人之道,其一是「不問出身,不避親疏」。大臣之中,房玄齡和杜如晦都是太宗任秦王時的僚屬,可說是被帶進朝廷的私人部屬,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的兄長,既是外戚,又是太宗至友。他們被重用,不因太宗避嫌而被埋沒。有別於「用人唯親」,其實也有不少昔日秦王府的舊部沒有升官,太宗回應必須以大公無私的原則任用官員。
另一方面,魏徵和王珪都是太子建成的重要謀臣,尉遲敬德是隋末群雄劉武周的部將,秦叔寶是隋末群雄李密的部將。這些人物,不但「疏」,甚至是「仇」,但同樣因其才幹而被重用。太宗的求才,也反映在一個小故事裡,由於天下大旱,太宗要求文武百姓進言,大將常何找食客馬周代擬二十多條,太宗發現了,不但沒有怪罪,還賞常何有推薦之功,馬周被授予官職。
唐太宗用人之道,其二是「用人唯才,知人善任」。這種「知」,不但是對大臣的認識,也是一種信任,讓大臣在其崗位發揮其才。太宗評論隋文帝的「勤政」,認為君王要依大臣議決,獎罰分明。太宗善於「用」大臣,著名的例子是「房謀杜斷」,房玄齡善建良謀,卻憂柔寡斷,杜如晦果斷,但個性剛烈,太宗把他們並相,房主管中書,杜主管門下,發揮其優點。太宗曾言,「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
唐太宗用人之道,其三是「虛懷納諫,從善而流」。太宗常以隋煬帝拒諫為借鑑,向大臣自勉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其中以魏徵最能犯顏直諫,曾先後向太宗陳諫二百多次。與魏徵的君臣關係留下不少感人的逸事。如魏徵向太宗表明心志,「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對魏徵離世感嘆說,「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如今失去了一面鏡子。
歷史不能以程式計算不同因素所佔份量,貞觀之治,因客觀環境而產生。確實如此,隋文帝結束分裂局面,重建大一統的政權,貞觀年間,承繼了前朝的制度、經濟及文化基礎,再加上唐高祖李淵在位九年的平穩過渡,貞觀盛世如此順勢浮現。另一方面,太宗個人的魄力,具有清晰的治國理念,把制度改良而發揮功效,把人才善用而建立鼎盛的治國團隊,自制得恰到好處,不霸道又不旁落,因花,個人的功績不可抹殺。貞觀之治既是順勢而來,也是個人創舉。
唐太宗李世民,《貞觀政要》評其「亙古而來,未之有也」,《新唐書》讚嘆「至治之君,不世出也」。貞觀盛世,當然有被美化之嫌,如全國全年只得三十位死囚,實在「太平」得令人疑惑。但這是「程度」的質素,對安居樂業的「本質」確實被普遍公認。唐太宗在位廿三年,是隋唐盛世的展現者,貞觀之治被後世所稱道,被視古代君主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