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著他們付出自由的代價,看著他們拿不到好學歷,看著他們在現實和理想中泅泳。我憤怒地問父親:『你們要給他們自由,他們得到自由了,結果呢?你有沒有問過他們,問過你的孩子說,他們到底想不想自由?他們為你們給的自由付出多少代價,你們有想過嗎?』」[1]
讀到這段話,內心相當激動。
上述的引文是作者劉若凡在
《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的〈跋〉寫下的一段話。身為體制外教育的實驗白老鼠,她獲得了自由、平等、自治、自主學習等傳統教育無法給予的寶藏;但也目睹了制度的缺陷、老師的軟弱與學生的失序。理想與現實的拉扯,既嚮往又否定的矛盾感受,推使劉若凡寫下全人中學創校以來的點點滴滴、酸甜苦辣。
《成為他自己》是對體制外教育的歷史爬梳,亦是給每位教育者的踏實啟示。不過我想,更重要的是,作者透過本書,從未來看見過去的自己,是如何成為她現在的自己。
教育就是讓學生「成為他自己」
故事從台灣80–90年代的教改運動開始說起。當時的教改團體主張,人不應該成為背誦知識的機器,不應受到體罰的威脅,也不應為更高的國家或經濟力量服務而淪於工具。他們相信「人即目的」,教育的目標無他,就是讓人「成為他自己」,解放孩子自身的潛能,且自由地學習。
「成為他自己」是一個動容的口號,亦是一個世代反省後的產物。為了要對抗僵化古板的教育體制,體制外教育遂誕生。然而,要如何將理想化為實踐,便是改革者必須要克服的一大難題。
坐落在苗栗卓蘭山上的全人中學,標榜以「全人」的角度來看待一個孩子,期盼學生能夠整合不同的知識領域,跨越學科的藩籬。創校者認為,
「人的本質就是人的潛能。潛能是學生先驗的稟賦,無法被預設。所以,教育者不能用任何強制手段來壓迫學生,只有學生自我覺察,才能決定自己的成長。」[2]
自由學習,學習自治
因此,他們讓學生可以自己選課,自己安排休息時間,並融入更生活化的課程(自然探索、藝術、音樂等),引導孩子自由地學習。在這裡,沒有考試,也沒有人會逼迫你要讀書。
我認為最有趣的一項制度設計是「學生自治會」。在全人中學裡,自治會兼具立法與司法功能,與校務會議平行,可用來討論生活的大小事情或擔任仲裁的角色,或制定能滿足師生雙方需求的校規(如請假規定)。老師們相信,讓孩子透過自治會的方式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並透過充分的討論,便能自主地解決他們生活的難題。
全人中學的制度,並非承襲既有的學校制度,而是老師們先預設了人可以/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進而針對處境來建構制度。因此,這種強調人論的教育反省,呈現在師生關係與學校的制度上。然而,看似美好的烏托邦,卻因為一連串的事件而開始失序、崩解。
烏托邦的失序,老師間的歧見
從男女合宿的事件開始,老師便意識到,雖然他們堅持「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理念,但他們仍必須傳達應該遵守的行為規範。他們既講求師生平等,卻又在關鍵時刻「插手」,無意間破壞了師生的信任關係。
更令人膽戰心驚的是,隨著新群體的加入,原先建立好的自主學習、學生自治文化漸漸被侵蝕。玩火、偷竊、破壞公物、翹課、霸凌開始層出不窮,包裹在「自由」名義之下的自我中心、本能性宣洩,反抗權威的戲謔,以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在挑戰了老師們的道德底線。
當叢林法則代替了學生自治,當學生以翹課為榮,當學校對違規事件束手無策,這時老師間的歧見,讓問題顯得更加撲朔迷離。有一派的人認為,應該立即規範與限制學生,阻止霸凌的事件持續發生;另一派的人則認為,不要先替學生貼標籤,而要讓學生學習自己處理衝突。
「他們信任學生的主動性,但學生所表現的『主動性』卻不斷挑衝擊著他們的信任。他們拿掉了限制,但結果卻讓他們膽戰心驚。每一樁違規事件都衝擊著老師的信念,他們本以為讓學生自由,學生便會與人為善,主動協調彼此的日常生活。卻沒想到一旦拿走了外在的強制規範,就連要求學生早上八點起床上課都是奢求……小到是否該規範學生何時起床,大到對於暴力和欺凌的定義,他們都必須拉出底線,但彼此的價值磨合卻遲遲無法達成共識。」[3]
更慘的是,原先信任自治制度的「好學生」,在學校失序的情形惡化後,竟然在自治會時提議「解散自治會」,以表達對制度無能的抗議。沒想到,這項議案真的通過了!老師給予學生自由,但自由卻反噬了原先期待的自主與理想!
烏托邦的理想幻滅了。不過,故事還沒結束。
從成為他自己到「如何成為他自己」
在近乎「無政府」狀態的全人中學中,學生意識到藐視自治的惡果(許多人權益被侵犯但無處可申訴),便自發性地重建自治會。他們發現,要獲得自由,唯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可能。這次的自治會,是由下而上的建構。他們從破碎與重建的過程中,真正認知到自治的價值,並為學校帶來的一絲生機。
在另一頭,老師也深刻地意識到,身為教育者,並不是給予孩子自由而已。
「他們開始承認自己是教育者,而教育者,必然有想教給孩子的事物,無論那些事物是什麼,絕非一片空白的自由。他們承認學生不是天生就有自主性,自主性是被教育出來的。他們承認,假若要學生成為自己,不該放手讓學生成為自己。要成為自己,學生首先得被教育『如何成為自己』。」[4]
從此刻開始,老師們對於人的本質有新的想法。從壓迫到解放、從限制到自由,兩端間的價值辯證,使他們產生了新的論述。人不會天生成為他自己,人唯有透過適切的教育,才能真正成為他自己。因此,重點不是該不該教育,而是如何教育,如何讓人成為他自己。
最令我感動的是,老師與學生都是經由一連串的非預期事件中,不斷反省、調整自身的價值,坦承過去的方法必須要改變,並進一步合作啟動學校改革,重整失序的狀態。
面對升學價值時,又該教出什麼樣的學生?
然而,從全人中學畢業後的學生,該何去何從?他們要怎麼考大學?他們如何在主流社會中「成為他自己」?升學的價值,攪動著全人中學的師生,迫使他們不得不去思考,他們該如何被主流社會承認。
在老師的群體中,「教學派」與「輔導派」的分歧越來越大。教學派認為,應該要提高學科知識的學習時間,於是開啟二一制與三方會談的制度,期待喚回學生對於學科知識的興趣。輔導派則認為,應該著重在傾聽、對話的能力,從生活中學習待人處事的道理。
兩者的分歧乃是來自於學校到底想教出什麼樣的人的辯證。教學派認為具歷史意識、論說能力、獨立自主、抽象思考、冒險精神是學生應該欲培養的特質;輔導派則認為應該要加上民主合作、溝通協商、互相傾聽、彼此扶持等特質,才能彌補既有路線的不足。
一邊是「理性人」主張的知識學習、法理學論述,另一邊是「感性人」推崇的生活學習、心理學論述。最後,在第三任校長遴選的時刻,大家正式選擇了教學派的路線,也確立了全人中學日後的教學價值。
劉若凡指出,
「在這所中學,人的模樣並非一開始就出現,而是在這一系列價值摸索、思辨的過程中,學校做出了抉擇,決定它該教出怎樣的學生……並不是懂得背誦、書寫,能夠乖巧在椅子上聽課的學生就是『成績好』。相反的,勇於探險,勇於外放地展演自己,善於說理和論辯,並且喜愛知識的學生才是『成績好』。而『成績好』的定義,恰恰是透過教師、學生的不斷結盟和辯證,最終透過權力的強弱來決定的結果。」[5]
結語:體制外教育的破碎與重建
「成為他自己」,是時代的產物,是變動的價值。是破碎,也是重建。身兼局內人與局外人雙重身分的劉若凡,透過詳實的史料、訪談以及清醒的反思、批判,點出了體制外教育改革的美麗與哀愁。她從不避諱談學校的黑暗面,而是將改革中的取捨、衝突、妥協的代價誠實地書寫出來。
自由這個抽象概念,在《成為他自己》裡頭,成為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生命。原來,自由是實踐來的,是權力互動辯證後的價值,是跌倒後的站起。沒有人知道自由會發展到何處,有時它反咬我們一口,有時又帶給我們盼望。劉若凡在〈跋〉的吶喊,直指體制外教育的矛盾核心與內心五味雜陳的思緒。
我們可以笑這群改革者傻,也可以為那些受傷的人們抱不平。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透過這些坎坷摸索的漫漫長路,我們才得以在新的時代想像新的教育。這就是本書帶給我的意義,它給了我百感交集的情緒,亦點燃我投入教育改革的熱情。
這些故事仍在持續書寫。體制外教育雖跌跌撞撞,仍戮力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1]劉若凡,《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新北:衛城,2015),頁330。
[2]同上,頁117。
[3]同上,頁174–175。
[4]同上,頁204。
[5]同上,頁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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