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種論點:認為思辨性的理論分析與實踐應當被區分開來。從思辨的或理論分析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種正確且值得重視的觀點。但在實踐上,它天真而無濟於事且應當要被超越。
任何一名以科學為志業的青年都(或多或少)曾經嚮往一種超越性的真理,認為它所要探究的是那某種具備「在其本身」意義的--即便主體必須透過經驗才能認識到它--不依賴於經驗對象的事物的公理。
然而,即使肉身瘦弱如數學(而非豐滿如生物學與歷史學),我們還是能在解剖台上觀測到所有讓牠得以在世界裡存活的那些--重要的呼吸與消化器官。
這昭示著那些冀望著在裡頭喘口氣的靈魂,事實上沒有一丁點地脫離身體。簡化而粗糙地說:無論我們說的話語多麼艱深,作為一句被說出來的話,它終究十分地日常。
而更讓科學的愛好者暴跳如雷或心灰意冷的是,那些他們基於其種種生命體驗和過去的科學家的種種生命體驗(尤其要強調那些被定調為「研究」的部分),在大自然以及大學裡頭創造出來的非凡正確的真理的圖鑑,並不僅僅是理性與思維間的是非辨證,甚至不只是所謂「無知與庸俗的大眾選擇」,而是一些真正的凶險鬥爭之結果。
在常識與其攣生兄弟刻板印象的眼中,被相信最接近純粹智性活動的哲學,直到現在都存在著一種縈繞不去的理性主義亡靈。柏拉圖與笛卡兒被視為是重要的哲學家,同時被視為是一種嚴峻的挑戰。他們被指認為不正確,但我們卻需要一再地回答他們給出的問題。
這某種意義下表明了,若哲學的賽場上進行的是一種智性的論辯,他們似乎還沒落敗,但現實卻是:在十七到十八世紀時,笛卡兒派在自然科學上輸了與牛頓派的鬥爭,也無可避免地動搖了其思想在哲學上的威望。而柏拉圖的敗北,則關聯到他出色的學生,其恰好有一個更出色的學生。
於是亞歷山大將亞里斯多德的教導帶到世界的盡頭,拿破崙也讓「自由、平等、博愛」同死亡與侵略一起擴張。英國、美國、中國的思想也陸陸續續透過政治與武力散布到了全世界。
在這些身體性的、政治性的、與人類認知邏輯的種種作用交互之下,我們的一切思維、一切理論與一切分析都不可能與那種「理想典型式的純粹思想」有任何相像之處。
我們任何純粹抽象分析的嘗試終於徒勞無功,但這一徒勞無功的分析卻具有豐沛的研究價值。因為這一整個建構的過程勾勒出了一種最終型塑了人類文明的那群人傳承下來的積極愛好:
他們是誰?為何他們在人類思想權的爭奪上獲勝了?這種思維方式以何種方式更加順利地在現代社會裡運作?
這些問題可能導出一種深邃的實踐解答,其過程是相當思辨性的。而無論我們最終如何考慮這個問題,若我們嘗試追根究柢,無非我們也傳承到了有著相同根源的那種精神--作為主體的好奇。
到粉絲專頁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