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含的、和顯著的「健全主義」歧視〉2024-01-27
2018年，世界知名的理論物理學與宇宙學專家史蒂芬．霍金離開人世。許多名人都在社交媒體上悼念這名深具影響力的大學者。其中，飾演過「神力女超人」的蓋兒加朵在推特（是的，那個時候它還不叫做X）上發表的悼詞，卻意外地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安息吧霍金博士。現在起你將從一切身體的限制中解放。你的才華與智慧將被永恆銘記。」
一些觀點指出，雖然他們願意相信蓋爾加朵本人沒有歧視或不尊重的意思，但她的這種說法其實預設了「健全主義」－－也就是說，唯有擁有「完整／完美身體」的人的狀態才是好的、可欲的或正常的。
反對者認為，蓋爾加朵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她（沒有自覺地）以健全主義的視角在看待霍金的身體。所以才會認為「死亡」是一種自由與解脫。這些反對者想要強調的是，霍金的人生是美好且完整的、他確實多數時候需要在輪椅上，但他仍舊發揮了他的自由，實踐了種種成就。
當然，從蓋兒加朵或許多其他看到這則推特的人的角度來說，這樣的討論可能是一種過度解讀。無論是從古希臘哲學（譬如蘇格拉底）或世界各宗教對於靈魂與肉身的觀點來說，「擺脫肉體限制」都是一個對於死者離世的常見說法。
但同時，這並不意味著它就不隱含有某些預設。譬如說，當今天逝世的是一名身強體壯的年輕人－－譬如讓籃球迷無不心痛的，科比與吉安娜因直升機墜毀而逝世時，人們很可能不會想這樣描繪。人們說著：上帝想和他們打籃球，所以才會讓他們這麼年輕就離開我們。
當離去的人是年長者、疾病纏身或行動不便的人士時，「擺脫肉體限制」或「自由了」的話語便更常出現在人們的悼詞裡。的確，「從我們的角度看來」，他們因為身體的原因沒辦法做到很多對我們而言輕而一舉的事。但死亡使他們自由嗎？或許這樣思考確實是過於簡化與偏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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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旅日中國媒體人王志安在《賀瓏夜夜秀》上，以戲謔的方式模仿民進黨不分區候選人陳俊翰律師在造勢場合台上的表現，引發了一連串的爭議與風波。
明顯地，這一連串事件中有非常多議題值得注意與討論。譬如這幾年反覆引發討論的「冒犯喜劇」的問題、部分人對王志安的國籍以及來台動機之質疑、以及政府後續的處理方式、贊助廠商對於薩泰爾娛樂的切割等……，都牽涉到一些相當重要的價值觀衝突，以及一些當前相對極化的社會氛圍中，彼此深刻對立的立場。
但老實說，這幾天來我始終不覺得我有能力用相對平靜的心態去討論這件事。對於那些並不覺得這段言行帶有明顯歧視的人發表的言論，除了傷心、憤怒之外，「不敢相信」的感受也一直壟罩著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立場、也不清楚要如何用相對簡單的方式去將這裡面帶有的明顯歧視解釋給不認為其中有歧視的人聽。直到我稍微遠離這些議題與情緒，靜下來思考時，才想到：或許關於「健全主義」的思考，能提供我們一個釐清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對於不覺得王志安的這段言行有問題的人而言，除了明顯錯誤的「在喜劇節目上說的話全都有免責權」之外；另一種觀點則是覺得「他嘲諷與批評的不是陳俊翰律師，而是將陳律師排在不分區名單中段，並讓他上台來製造煽情效果的民進黨」。因此他們即便同意他模仿時的那種戲謔態度有所不妥，也認為這不直接涉及歧視。
最開始，我以為王志安是不知道台上的人是誰才這麼說，他「以為」民進黨是像中國的一些有表演性質的黨國活動那樣，在造勢場合找了一個身心障礙者（或以他的中國用語「殘疾人」）來煽情助陣。
但後來，我們知道，王志安從觀選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陳律師是立委參選人，但他堅持的觀點是「民進黨把這個人放在不分區名單，但排行並不靠前，就是為了利用他的障礙者身分，讓他上台煽情來作秀」。
雖然，對於一些他的支持者（我仍然很訝異，台灣存在著那麼多願意明目張膽大聲支持歧視的人）而言，這說明了他要批評的是民進黨、邪惡與不尊重人的是民進黨。但如果我們一直都認識關於「健全主義」的討論，就會知道，這只能說明王志安的行為不僅僅是無知，而是惡劣與明確的歧視。
也就是說，從王志安與其支持者的角度來說，一名身心障礙者出現在政治造勢的場合、成為一名候選人、被排入不分區名單中，最有可能的情況不是因為他－－作為一個有主體性的個人「想要」且「可以」參與政治（這些人不願意相信，陳律師親口說出的：他覺得感動、光榮、覺得自己能和大家一樣在場意義非凡）。而是，他只能是一個符號，被動地、作為選舉籌碼與效果，在算計之下出現在那裡。
而且，我們需要注意到的事情是，對於這樣觀點而言，陳律師甚至代表的不是「為弱勢者發聲的符號」，而是「煽情的符號」。王志安不會去批評其他政黨的不分區名單裡「沒有出現」身心障礙者，卻批評民進黨是在作秀。
如果我們不首先假定王志安的作法具有政治意圖（那是另一個議題），而是如同許多這段時間為王志安緩頰的媒體工作者那樣，相信他只是「誠實說出自己對台灣民主的理解」。那麼，他的意思其實就是：身心障礙者「本來」就不會出現在這種場合、「本來」就不會是立法委員候選人。所以他才會認為，將他放在名單裡面、讓他到台上跟眾人說話，顯然是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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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去世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為美國的自由民主做出無數貢獻。每當我面對政治場景中的平權議題，就會想起她說過的一段話：
「當我有時被問到：『最高法院中，應該要有幾位女性才算足夠？』我回答：「九位。」人們對這此驚訝。但當九位大法官都是男性時，卻沒人對此提出質疑。」
也許王志安與選擇和他站在一起的人並不認為自己的說法有任何問題，並不是「主動地」要去歧視任何人。但在他們的世界裡，那個「坐在輪椅上的人」就是一個「煽情的」或「政治正確的」符號。就像許多人每次在一部新電影的宣傳中看到主角群裡有非白人、非異性戀時會表現出的質疑，他們也要質疑每一個「不該出現在那裡的人」之出現是別有用心。
無關乎這個人說話時是否「故意」，這就是赤裸裸的歧視。且顯然地，比蓋爾加朵「幫死者感覺被解放」的善意糟糕的多。很遺憾的，我們的社會還有一定數量的人自願踩著這個位置，並荒謬地相信，去質疑這件事的人全是政府的打手。而不是停下來，去思考怎麼樣能讓這個世界更加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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