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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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議題與一些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
Top 5
和其他同樣會被視為「不務正業」的娛樂不同，短影音具有一種特別極致的「被動性」。它不像遊戲需要主動判斷時機按下按鍵、不像串流影音需要自己選擇自己要看的節目，甚至連傳統電視的選台都不用，它就是一直自動推送，讓人不知不覺沉迷其中。
和其他同樣會被視為「不務正業」的娛樂不同，短影音具有一種特別極致的「被動性」。它不像遊戲需要主動判斷時機按下按鍵、不像串流影音需要自己選擇自己要看的節目，甚至連傳統電視的選台都不用，它就是一直自動推送，讓人不知不覺沉迷其中。
1980年代末，社會學家亞莉．羅素．霍希爾德（Aril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了「第二輪班」（second shift）的概念。同樣是在職場上工作一整天，但與男性不同，女性回到家之後還要操持家務、煮飯育兒，彷彿又要再上另一種班。
1980年代末，社會學家亞莉．羅素．霍希爾德（Aril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了「第二輪班」（second shift）的概念。同樣是在職場上工作一整天，但與男性不同，女性回到家之後還要操持家務、煮飯育兒，彷彿又要再上另一種班。
「主動搞清楚家裡有哪些事情需要做」本身就是一項工作，然而，在多數家庭中，這項工作都預設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員負責。男性成員或多或少知道自己做得比較少，但他們往往用「有人比自己更擅長」為藉口，讓自己維持在這種「幸福的無知狀態」之中。
「主動搞清楚家裡有哪些事情需要做」本身就是一項工作，然而，在多數家庭中，這項工作都預設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員負責。男性成員或多或少知道自己做得比較少，但他們往往用「有人比自己更擅長」為藉口，讓自己維持在這種「幸福的無知狀態」之中。
在絕大多數的課程和活動中，我們的理念都是讓他們自主地思考、自由地發展。但在過去的幾年裡面，我們看到如此多全國各地的高中生與大學生在網路上與現實中發布那些嚴重歧視的言論，我無法確定，我們對孩子的耐心與信任，會不會其實是在放任他們在幾年之後（或甚至現在已經）成為在社會上造成其他人傷害的人。
在絕大多數的課程和活動中，我們的理念都是讓他們自主地思考、自由地發展。但在過去的幾年裡面，我們看到如此多全國各地的高中生與大學生在網路上與現實中發布那些嚴重歧視的言論，我無法確定，我們對孩子的耐心與信任，會不會其實是在放任他們在幾年之後（或甚至現在已經）成為在社會上造成其他人傷害的人。
換句話說，他們不相信自己也有可能擁有自己的生活，不相信自己能夠反抗那個宰制自己數十年的加班制度。張永華的行為暗示著「另一種生活想像」，但這種可能性反而引發了民眾的不安，這種不安轉化成了一種劇烈的、甚至有些嗜血的道德批評。
換句話說，他們不相信自己也有可能擁有自己的生活，不相信自己能夠反抗那個宰制自己數十年的加班制度。張永華的行為暗示著「另一種生活想像」，但這種可能性反而引發了民眾的不安，這種不安轉化成了一種劇烈的、甚至有些嗜血的道德批評。
從我們過往上學到工作的經歷來說，我們大概都能感受到，社會根本就不鼓勵我們進行批判思考。學校透過填鴨式教學與考試制度將人們壓成罐頭、缺乏批判思考能力的答題工具；社會上也經常將批判聲音視為亂源或不知足的抱怨，鼓勵人們成為「好用的員工」、「社會的螺絲釘」。
從我們過往上學到工作的經歷來說，我們大概都能感受到，社會根本就不鼓勵我們進行批判思考。學校透過填鴨式教學與考試制度將人們壓成罐頭、缺乏批判思考能力的答題工具；社會上也經常將批判聲音視為亂源或不知足的抱怨，鼓勵人們成為「好用的員工」、「社會的螺絲釘」。
但某種意義來說，「聊天機器人式生成AI」帶來的後果可能是完全反向的，不是把AI當人，而是更加不覺得聊天軟體對面的使用者是個「人」。當對話者沒有形體、沒有聲音，只剩文字與表情符號時，他和AI也沒什麼不同。尤其，現代社會中，許多我們面對的人也如AI一樣，只用那些粗糙的標籤和刻板印象來「假裝認識你」。
但某種意義來說，「聊天機器人式生成AI」帶來的後果可能是完全反向的，不是把AI當人，而是更加不覺得聊天軟體對面的使用者是個「人」。當對話者沒有形體、沒有聲音，只剩文字與表情符號時，他和AI也沒什麼不同。尤其，現代社會中，許多我們面對的人也如AI一樣，只用那些粗糙的標籤和刻板印象來「假裝認識你」。
關於「家長需要多陪伴孩子」這件事，很少人會覺得「這不重要」，但如果工作就已經累壞了，要如何有效的、給予孩子高品質的陪伴呢？我們怎麼能要求一個好不容易做完公司要求回到家的現代人，依然溫柔並充滿活力地輪值家中的「第二輪班」呢？
關於「家長需要多陪伴孩子」這件事，很少人會覺得「這不重要」，但如果工作就已經累壞了，要如何有效的、給予孩子高品質的陪伴呢？我們怎麼能要求一個好不容易做完公司要求回到家的現代人，依然溫柔並充滿活力地輪值家中的「第二輪班」呢？
從我自己是小孩的時候，到這幾年參與教育，有一件事情我始終無法理解：「為什麼那麼多的大人無法同理小孩在想什麼？」這些令現在的小孩感到煩的事、乃至於他們現在不服氣的心情，大人們不是自己也都經歷過嗎？為什麼如今卻變得無法接住他們的在意？
從我自己是小孩的時候，到這幾年參與教育，有一件事情我始終無法理解：「為什麼那麼多的大人無法同理小孩在想什麼？」這些令現在的小孩感到煩的事、乃至於他們現在不服氣的心情，大人們不是自己也都經歷過嗎？為什麼如今卻變得無法接住他們的在意？
當我們嘗試去說明科技公司做了什麼時，我們不是在說「科技很邪惡，我們要回歸原始」，而是在主張：科技公司在做產品設計時，有他們應該需要負起的道德責任。但尼爾在書中同樣不關心、甚至刻意弱化了這個問題，並多次指出「怪罪科技是一種不改變自己的方便藉口」，避談這方面的不對等與結構問題。
當我們嘗試去說明科技公司做了什麼時，我們不是在說「科技很邪惡，我們要回歸原始」，而是在主張：科技公司在做產品設計時，有他們應該需要負起的道德責任。但尼爾在書中同樣不關心、甚至刻意弱化了這個問題，並多次指出「怪罪科技是一種不改變自己的方便藉口」，避談這方面的不對等與結構問題。
尼爾舉這些例子不是要說手機的問題沒那麼嚴重，他想表達的重點在於：「分心」不是這個時代獨有的問題，而是與人類自古以來的物種特質息息相關。不談論引發我們分心的內在驅力，就算移除手機與電視，我們還是會找到別的東西將我們拉離自己真正的目標。
尼爾舉這些例子不是要說手機的問題沒那麼嚴重，他想表達的重點在於：「分心」不是這個時代獨有的問題，而是與人類自古以來的物種特質息息相關。不談論引發我們分心的內在驅力，就算移除手機與電視，我們還是會找到別的東西將我們拉離自己真正的目標。
就算真的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存在，那也不能直接當作證據，反過來說其他人「自甘墮落」。我們無法真正體會，那些一輩子生活於資訊相對封閉的專制國家中的人經歷著什麼，存在於不同社會環境中的人，其需要面對的課題、困難程度與可以使用的方法，都截然不同。
就算真的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存在，那也不能直接當作證據，反過來說其他人「自甘墮落」。我們無法真正體會，那些一輩子生活於資訊相對封閉的專制國家中的人經歷著什麼，存在於不同社會環境中的人，其需要面對的課題、困難程度與可以使用的方法，都截然不同。
如果他談的是人種，那毫無疑問是一種令人不適的種族主義，這是我們首先便要去反對的。說人種會使一些人注定比較優秀或卑劣，是非常可怕的宣稱。而且這種惡名昭彰的人種刻板印象，往往不會只停留在單一國家（例如中國），而會蔓延到所有有著亞洲面孔的人身上，同樣說著中文的我們更是容易被偏見波及的「海景第一排」。
如果他談的是人種，那毫無疑問是一種令人不適的種族主義，這是我們首先便要去反對的。說人種會使一些人注定比較優秀或卑劣，是非常可怕的宣稱。而且這種惡名昭彰的人種刻板印象，往往不會只停留在單一國家（例如中國），而會蔓延到所有有著亞洲面孔的人身上，同樣說著中文的我們更是容易被偏見波及的「海景第一排」。
在《專注力協定》第十三章中，尼爾明確地提及琺格教授的人類行為研究模型「琺格行為模型」（FBM），並直接引用了模型中行為產生的三個條件：動機（Motivation）、能力（Ability）與提示（Prompt，有時也稱為「觸發」），以此作為本書第三部分「對付外在觸發，把它駭回去」的關鍵理論根據。
在《專注力協定》第十三章中，尼爾明確地提及琺格教授的人類行為研究模型「琺格行為模型」（FBM），並直接引用了模型中行為產生的三個條件：動機（Motivation）、能力（Ability）與提示（Prompt，有時也稱為「觸發」），以此作為本書第三部分「對付外在觸發，把它駭回去」的關鍵理論根據。
在書中，海利坦言，尼爾在《專注力協定》提供的一些建議與方法，確實為他的生活帶來了微小但正面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他認為尼爾過分將專注力不足問題的責任放在個人身上，這可能會導致我們忽視真正重要的結構性問題，甚至會有「責怪受害者」的疑慮。
在書中，海利坦言，尼爾在《專注力協定》提供的一些建議與方法，確實為他的生活帶來了微小但正面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他認為尼爾過分將專注力不足問題的責任放在個人身上，這可能會導致我們忽視真正重要的結構性問題，甚至會有「責怪受害者」的疑慮。
對於像我們這種，久久才有一次出國機會的一般民眾來說，這樣的不適或許還能「忍一下就過去」，甚至當作「難得的體驗」來看待。但對那些更常在國際之間往返，甚至是以週為單位需要「坐飛機通勤」的跨國工作者來說，它們就不再只是單次的事件，而是一種經常性被剝奪的生活。
對於像我們這種，久久才有一次出國機會的一般民眾來說，這樣的不適或許還能「忍一下就過去」，甚至當作「難得的體驗」來看待。但對那些更常在國際之間往返，甚至是以週為單位需要「坐飛機通勤」的跨國工作者來說，它們就不再只是單次的事件，而是一種經常性被剝奪的生活。
我可以同意這種短文練習有助於讓孩子理解成語的應用方式，但「強制在一篇短文中使用指定的五個成語」的這種要求，並不是在拓展孩子的思想，反而是在限制他們以特定的方式「答題」，在我看來和「寫作」作為一種表達的本性背道而馳，可能傷害孩子對「寫文章」的理解。
我可以同意這種短文練習有助於讓孩子理解成語的應用方式，但「強制在一篇短文中使用指定的五個成語」的這種要求，並不是在拓展孩子的思想，反而是在限制他們以特定的方式「答題」，在我看來和「寫作」作為一種表達的本性背道而馳，可能傷害孩子對「寫文章」的理解。
試想，如果把那些談論「多巴胺成癮」、「多巴胺排毒」影片中的多巴胺代換成「慾望惡靈」，把多巴胺成癮改成「被惡靈附身」、多巴胺排毒改成「透過禁慾來驅邪」，除了內容可能不那麼符合這個時代受眾的口味外，影片的理路與論點其實不會有任何顯著改變。
試想，如果把那些談論「多巴胺成癮」、「多巴胺排毒」影片中的多巴胺代換成「慾望惡靈」，把多巴胺成癮改成「被惡靈附身」、多巴胺排毒改成「透過禁慾來驅邪」，除了內容可能不那麼符合這個時代受眾的口味外，影片的理路與論點其實不會有任何顯著改變。
我們能夠理解「做商業來養活理想」的務實作法，但當一個頻道要顧及廣告、顧及流量、顧及容易被演算法推薦的各種做法時，創作者的自主性被一再分割，最終其實只是服務於平台與廣告商，乍看之下的「自由」，其實只是更加不穩定的收益與更赤裸的競爭（競爭的標準還是模糊且善變的）。
我們能夠理解「做商業來養活理想」的務實作法，但當一個頻道要顧及廣告、顧及流量、顧及容易被演算法推薦的各種做法時，創作者的自主性被一再分割，最終其實只是服務於平台與廣告商，乍看之下的「自由」，其實只是更加不穩定的收益與更赤裸的競爭（競爭的標準還是模糊且善變的）。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們談到，「想要被看見」的渴望和手段自古皆有，追求流量也並非絕對的錯誤。但在如今的媒體生態下，創作者開始變得必須追求「被演算法看見」，這脫離了傳統意義下的「作者／讀者」互動關係，而是讓創作者與受眾都被演算法綁架、成為平台與廣告商的牟利工具。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們談到，「想要被看見」的渴望和手段自古皆有，追求流量也並非絕對的錯誤。但在如今的媒體生態下，創作者開始變得必須追求「被演算法看見」，這脫離了傳統意義下的「作者／讀者」互動關係，而是讓創作者與受眾都被演算法綁架、成為平台與廣告商的牟利工具。
Top 5
和其他同樣會被視為「不務正業」的娛樂不同，短影音具有一種特別極致的「被動性」。它不像遊戲需要主動判斷時機按下按鍵、不像串流影音需要自己選擇自己要看的節目，甚至連傳統電視的選台都不用，它就是一直自動推送，讓人不知不覺沉迷其中。
和其他同樣會被視為「不務正業」的娛樂不同，短影音具有一種特別極致的「被動性」。它不像遊戲需要主動判斷時機按下按鍵、不像串流影音需要自己選擇自己要看的節目，甚至連傳統電視的選台都不用，它就是一直自動推送，讓人不知不覺沉迷其中。
1980年代末，社會學家亞莉．羅素．霍希爾德（Aril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了「第二輪班」（second shift）的概念。同樣是在職場上工作一整天，但與男性不同，女性回到家之後還要操持家務、煮飯育兒，彷彿又要再上另一種班。
1980年代末，社會學家亞莉．羅素．霍希爾德（Arile Russell Hochschild）提出了「第二輪班」（second shift）的概念。同樣是在職場上工作一整天，但與男性不同，女性回到家之後還要操持家務、煮飯育兒，彷彿又要再上另一種班。
「主動搞清楚家裡有哪些事情需要做」本身就是一項工作，然而，在多數家庭中，這項工作都預設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員負責。男性成員或多或少知道自己做得比較少，但他們往往用「有人比自己更擅長」為藉口，讓自己維持在這種「幸福的無知狀態」之中。
「主動搞清楚家裡有哪些事情需要做」本身就是一項工作，然而，在多數家庭中，這項工作都預設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員負責。男性成員或多或少知道自己做得比較少，但他們往往用「有人比自己更擅長」為藉口，讓自己維持在這種「幸福的無知狀態」之中。
在絕大多數的課程和活動中，我們的理念都是讓他們自主地思考、自由地發展。但在過去的幾年裡面，我們看到如此多全國各地的高中生與大學生在網路上與現實中發布那些嚴重歧視的言論，我無法確定，我們對孩子的耐心與信任，會不會其實是在放任他們在幾年之後（或甚至現在已經）成為在社會上造成其他人傷害的人。
在絕大多數的課程和活動中，我們的理念都是讓他們自主地思考、自由地發展。但在過去的幾年裡面，我們看到如此多全國各地的高中生與大學生在網路上與現實中發布那些嚴重歧視的言論，我無法確定，我們對孩子的耐心與信任，會不會其實是在放任他們在幾年之後（或甚至現在已經）成為在社會上造成其他人傷害的人。
換句話說，他們不相信自己也有可能擁有自己的生活，不相信自己能夠反抗那個宰制自己數十年的加班制度。張永華的行為暗示著「另一種生活想像」，但這種可能性反而引發了民眾的不安，這種不安轉化成了一種劇烈的、甚至有些嗜血的道德批評。
換句話說，他們不相信自己也有可能擁有自己的生活，不相信自己能夠反抗那個宰制自己數十年的加班制度。張永華的行為暗示著「另一種生活想像」，但這種可能性反而引發了民眾的不安，這種不安轉化成了一種劇烈的、甚至有些嗜血的道德批評。
從我們過往上學到工作的經歷來說，我們大概都能感受到，社會根本就不鼓勵我們進行批判思考。學校透過填鴨式教學與考試制度將人們壓成罐頭、缺乏批判思考能力的答題工具；社會上也經常將批判聲音視為亂源或不知足的抱怨，鼓勵人們成為「好用的員工」、「社會的螺絲釘」。
從我們過往上學到工作的經歷來說，我們大概都能感受到，社會根本就不鼓勵我們進行批判思考。學校透過填鴨式教學與考試制度將人們壓成罐頭、缺乏批判思考能力的答題工具；社會上也經常將批判聲音視為亂源或不知足的抱怨，鼓勵人們成為「好用的員工」、「社會的螺絲釘」。
但某種意義來說，「聊天機器人式生成AI」帶來的後果可能是完全反向的，不是把AI當人，而是更加不覺得聊天軟體對面的使用者是個「人」。當對話者沒有形體、沒有聲音，只剩文字與表情符號時，他和AI也沒什麼不同。尤其，現代社會中，許多我們面對的人也如AI一樣，只用那些粗糙的標籤和刻板印象來「假裝認識你」。
但某種意義來說，「聊天機器人式生成AI」帶來的後果可能是完全反向的，不是把AI當人，而是更加不覺得聊天軟體對面的使用者是個「人」。當對話者沒有形體、沒有聲音，只剩文字與表情符號時，他和AI也沒什麼不同。尤其，現代社會中，許多我們面對的人也如AI一樣，只用那些粗糙的標籤和刻板印象來「假裝認識你」。
關於「家長需要多陪伴孩子」這件事，很少人會覺得「這不重要」，但如果工作就已經累壞了，要如何有效的、給予孩子高品質的陪伴呢？我們怎麼能要求一個好不容易做完公司要求回到家的現代人，依然溫柔並充滿活力地輪值家中的「第二輪班」呢？
關於「家長需要多陪伴孩子」這件事，很少人會覺得「這不重要」，但如果工作就已經累壞了，要如何有效的、給予孩子高品質的陪伴呢？我們怎麼能要求一個好不容易做完公司要求回到家的現代人，依然溫柔並充滿活力地輪值家中的「第二輪班」呢？
從我自己是小孩的時候，到這幾年參與教育，有一件事情我始終無法理解：「為什麼那麼多的大人無法同理小孩在想什麼？」這些令現在的小孩感到煩的事、乃至於他們現在不服氣的心情，大人們不是自己也都經歷過嗎？為什麼如今卻變得無法接住他們的在意？
從我自己是小孩的時候，到這幾年參與教育，有一件事情我始終無法理解：「為什麼那麼多的大人無法同理小孩在想什麼？」這些令現在的小孩感到煩的事、乃至於他們現在不服氣的心情，大人們不是自己也都經歷過嗎？為什麼如今卻變得無法接住他們的在意？
當我們嘗試去說明科技公司做了什麼時，我們不是在說「科技很邪惡，我們要回歸原始」，而是在主張：科技公司在做產品設計時，有他們應該需要負起的道德責任。但尼爾在書中同樣不關心、甚至刻意弱化了這個問題，並多次指出「怪罪科技是一種不改變自己的方便藉口」，避談這方面的不對等與結構問題。
當我們嘗試去說明科技公司做了什麼時，我們不是在說「科技很邪惡，我們要回歸原始」，而是在主張：科技公司在做產品設計時，有他們應該需要負起的道德責任。但尼爾在書中同樣不關心、甚至刻意弱化了這個問題，並多次指出「怪罪科技是一種不改變自己的方便藉口」，避談這方面的不對等與結構問題。
尼爾舉這些例子不是要說手機的問題沒那麼嚴重，他想表達的重點在於：「分心」不是這個時代獨有的問題，而是與人類自古以來的物種特質息息相關。不談論引發我們分心的內在驅力，就算移除手機與電視，我們還是會找到別的東西將我們拉離自己真正的目標。
尼爾舉這些例子不是要說手機的問題沒那麼嚴重，他想表達的重點在於：「分心」不是這個時代獨有的問題，而是與人類自古以來的物種特質息息相關。不談論引發我們分心的內在驅力，就算移除手機與電視，我們還是會找到別的東西將我們拉離自己真正的目標。
就算真的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存在，那也不能直接當作證據，反過來說其他人「自甘墮落」。我們無法真正體會，那些一輩子生活於資訊相對封閉的專制國家中的人經歷著什麼，存在於不同社會環境中的人，其需要面對的課題、困難程度與可以使用的方法，都截然不同。
就算真的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存在，那也不能直接當作證據，反過來說其他人「自甘墮落」。我們無法真正體會，那些一輩子生活於資訊相對封閉的專制國家中的人經歷著什麼，存在於不同社會環境中的人，其需要面對的課題、困難程度與可以使用的方法，都截然不同。
如果他談的是人種，那毫無疑問是一種令人不適的種族主義，這是我們首先便要去反對的。說人種會使一些人注定比較優秀或卑劣，是非常可怕的宣稱。而且這種惡名昭彰的人種刻板印象，往往不會只停留在單一國家（例如中國），而會蔓延到所有有著亞洲面孔的人身上，同樣說著中文的我們更是容易被偏見波及的「海景第一排」。
如果他談的是人種，那毫無疑問是一種令人不適的種族主義，這是我們首先便要去反對的。說人種會使一些人注定比較優秀或卑劣，是非常可怕的宣稱。而且這種惡名昭彰的人種刻板印象，往往不會只停留在單一國家（例如中國），而會蔓延到所有有著亞洲面孔的人身上，同樣說著中文的我們更是容易被偏見波及的「海景第一排」。
在《專注力協定》第十三章中，尼爾明確地提及琺格教授的人類行為研究模型「琺格行為模型」（FBM），並直接引用了模型中行為產生的三個條件：動機（Motivation）、能力（Ability）與提示（Prompt，有時也稱為「觸發」），以此作為本書第三部分「對付外在觸發，把它駭回去」的關鍵理論根據。
在《專注力協定》第十三章中，尼爾明確地提及琺格教授的人類行為研究模型「琺格行為模型」（FBM），並直接引用了模型中行為產生的三個條件：動機（Motivation）、能力（Ability）與提示（Prompt，有時也稱為「觸發」），以此作為本書第三部分「對付外在觸發，把它駭回去」的關鍵理論根據。
在書中，海利坦言，尼爾在《專注力協定》提供的一些建議與方法，確實為他的生活帶來了微小但正面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他認為尼爾過分將專注力不足問題的責任放在個人身上，這可能會導致我們忽視真正重要的結構性問題，甚至會有「責怪受害者」的疑慮。
在書中，海利坦言，尼爾在《專注力協定》提供的一些建議與方法，確實為他的生活帶來了微小但正面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他認為尼爾過分將專注力不足問題的責任放在個人身上，這可能會導致我們忽視真正重要的結構性問題，甚至會有「責怪受害者」的疑慮。
對於像我們這種，久久才有一次出國機會的一般民眾來說，這樣的不適或許還能「忍一下就過去」，甚至當作「難得的體驗」來看待。但對那些更常在國際之間往返，甚至是以週為單位需要「坐飛機通勤」的跨國工作者來說，它們就不再只是單次的事件，而是一種經常性被剝奪的生活。
對於像我們這種，久久才有一次出國機會的一般民眾來說，這樣的不適或許還能「忍一下就過去」，甚至當作「難得的體驗」來看待。但對那些更常在國際之間往返，甚至是以週為單位需要「坐飛機通勤」的跨國工作者來說，它們就不再只是單次的事件，而是一種經常性被剝奪的生活。
我可以同意這種短文練習有助於讓孩子理解成語的應用方式，但「強制在一篇短文中使用指定的五個成語」的這種要求，並不是在拓展孩子的思想，反而是在限制他們以特定的方式「答題」，在我看來和「寫作」作為一種表達的本性背道而馳，可能傷害孩子對「寫文章」的理解。
我可以同意這種短文練習有助於讓孩子理解成語的應用方式，但「強制在一篇短文中使用指定的五個成語」的這種要求，並不是在拓展孩子的思想，反而是在限制他們以特定的方式「答題」，在我看來和「寫作」作為一種表達的本性背道而馳，可能傷害孩子對「寫文章」的理解。
試想，如果把那些談論「多巴胺成癮」、「多巴胺排毒」影片中的多巴胺代換成「慾望惡靈」，把多巴胺成癮改成「被惡靈附身」、多巴胺排毒改成「透過禁慾來驅邪」，除了內容可能不那麼符合這個時代受眾的口味外，影片的理路與論點其實不會有任何顯著改變。
試想，如果把那些談論「多巴胺成癮」、「多巴胺排毒」影片中的多巴胺代換成「慾望惡靈」，把多巴胺成癮改成「被惡靈附身」、多巴胺排毒改成「透過禁慾來驅邪」，除了內容可能不那麼符合這個時代受眾的口味外，影片的理路與論點其實不會有任何顯著改變。
我們能夠理解「做商業來養活理想」的務實作法，但當一個頻道要顧及廣告、顧及流量、顧及容易被演算法推薦的各種做法時，創作者的自主性被一再分割，最終其實只是服務於平台與廣告商，乍看之下的「自由」，其實只是更加不穩定的收益與更赤裸的競爭（競爭的標準還是模糊且善變的）。
我們能夠理解「做商業來養活理想」的務實作法，但當一個頻道要顧及廣告、顧及流量、顧及容易被演算法推薦的各種做法時，創作者的自主性被一再分割，最終其實只是服務於平台與廣告商，乍看之下的「自由」，其實只是更加不穩定的收益與更赤裸的競爭（競爭的標準還是模糊且善變的）。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們談到，「想要被看見」的渴望和手段自古皆有，追求流量也並非絕對的錯誤。但在如今的媒體生態下，創作者開始變得必須追求「被演算法看見」，這脫離了傳統意義下的「作者／讀者」互動關係，而是讓創作者與受眾都被演算法綁架、成為平台與廣告商的牟利工具。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們談到，「想要被看見」的渴望和手段自古皆有，追求流量也並非絕對的錯誤。但在如今的媒體生態下，創作者開始變得必須追求「被演算法看見」，這脫離了傳統意義下的「作者／讀者」互動關係，而是讓創作者與受眾都被演算法綁架、成為平台與廣告商的牟利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