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結束後，經歷40多年（1945〜1987）政治高壓管制，與30多年（1987〜2020）的自由市場競逐，台灣的新聞媒體生態之所以發展成當前樣貌，跟這個社會的許多其他面向一樣，都具有歷史獨特性。如今，當新聞媒體在政治、社會，甚至文化議題立場上各自選邊，並以「藍媒」、「綠媒」、「統媒」相互指稱，彼此壁壘分明，因而經常被指為製造對立的「社會亂源」時，「商業媒體基於市場考量」的簡單論斷，似乎並不足以解釋這些現象。由於新聞媒體本身就是各類社會論述的集散、加工與產製中心，其議題設定必然相當程度反映該社會明顯的或潛在的關切，尤其是那些歷久不衰的議題。
1998年台灣解除報禁，過去公開壓制或扶植媒體的政治力逐漸後退，既有或新興的新聞媒體，透過事業資本與市場的互動，容納了更廣大的社會光譜。消費者取向的市場法則，在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中，都造就了大量五光十色的名人八卦、商品消費訊息等內容，顯示出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一致的「去政治性」傾向。
但每逢選舉，或遇台海兩岸互動等重大政治事件，台灣的新聞媒體就又都顯現出高度的政治性，但這個「政治性」並非對應於前述「去政治性」的一般政治性，而是經過立場選擇的政治性。這些在政治立場上的異質性，無法完全歸因於市場計算，亦無法簡單的用各自服務於政治鬥爭來解釋。觀察其與各式社會動員間的相互呼應，可以看到這些異質性原本即深植於台灣社會各個層面。如果我們假設，台灣錯綜複雜的近世歷史軌跡，是造就這些異質性的歷史淵源，那麼作為整體社會的一部分，繼承了不同歷史遺產的報人（新聞工作者），在擔負社會論述再生產工作時，會各自出現政治立場的偏好，似乎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究竟是哪些異質性？何以異質？本書透過對個別報人生命史的掌握，嘗試以「原生結構主義」式的「類型」，對戰後台灣社會中幾個不同屬性的報人群體做類型建構。從個體出發，類推至特定報人群體，再以此報人群體映照一個更廣大的社會群體。
以「原生結構主義」式的「類型」，作為從理解個體生命史推向理解社會群體歷史的中介樞紐：透過對四種不同類型代表性報人之個人生命史的考察，及其彼此間的交光互影，我們將勾勒其所代表的某種「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並進行比較，再進一步追索此些不同「感知結構」的轉進與發展，以探究這些異質性的根源與演變，希望能為理解當時與後來的台灣新聞媒體，甚或整體台灣社會，提供有意義的線索。
戰後台灣三種地緣背景的四類報人
1945年，當內部仍處於分裂狀態的中國從戰敗的日本手中接收台灣，經歷半個世紀分治，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報人，開始在歷史洪流中匯聚於台灣。
相較於對日治晚期「皇民化」運動的抗拒，台灣本地知識階層對於回歸中國，一開始是全心擁抱的。然而，在分治的五十年間，中國已從清季進入民國，並經歷軍閥混戰、國共鬥爭與一場幾乎耗盡國力的對日戰爭；台灣則在經過明治維新現代化過程的殖民主日本的統治下，透過大權在握的總督，建立了包括基礎教育、戶政、警政、道路運輸等軟、硬體基礎建設，以及偏重農業及農產初級加工的殖民地經濟體系。
由於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經驗殊異，戰後的台灣社會，對這個雖為同文同種，但歷經改朝換代，撤而復返的政治宗主，事實上相當陌生。但如同殖民地台灣社會的民間漢文教育並未中斷，台灣對中國這個「文化祖國」的理想與想像依然存在，然而這些理想與想像，在面對真實的回歸後，卻不可避免的面臨了考驗。
除了台灣本地的知識階層，對部分在日治時期因認同中國為「文化祖國」，而從台灣前往中國求學或工作的人來說，台灣重回中國領土，則提供了衣錦還鄉的機會。不少具有這種「半山」背景的台灣人，因為之前為國民政府工作，或與中國大陸各方面勢力有過合作經驗，也因為語言、人脈，及對中國大陸的瞭解，而於戰後初期，開始在台灣社會的各個領域嶄露頭角。
另一方面，戰後初履斯土的中國大陸知識階層，對台灣風土民情普遍陌生。或者因公奉派來台，或者以考察、遊歷心情來台探尋發展契機，在1949年之前，多半抱著短期停留的心情；1949年之後，則面臨恐將長住的艱難心理調適。但在主觀情感上飽受離鄉漂泊痛苦的這群人士，在客觀情勢上，卻穩佔中央相對於地方、中心相對於邊陲的政治、文化優勢。
由於能夠從事新聞工作者（記者、主筆、編輯、社務推廣），必然具備一定閱讀、寫作能力，因此這種依成長背景與歷史經驗，對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知識階層的概括分類，應可類推到當時的新聞媒體從業人員。
前面已經提到，戰後台灣社會的特殊歷史經驗，導源於原本處於不同歷史發展脈絡下、差異非常明顯的兩個社會的急遽接合。因此，曾經穿越過此一接合過程的個體生命經驗，正適合用來說明當時的台灣社會究竟發生了哪些事，並用以理解那同時存在於同一時空中的，不同的「感知結構」。
對台灣本地報人而言，政治宗主一夕轉換，除了國籍的頃刻改變（從日本人變成中華民國國民），文化上的自我認同也面臨了戲劇性的轉折—從原本抗拒皇民化，希望保留漢文化的殖民地進步知識階層，在戰後的一連串發展中，逐漸對新的統治者產生疏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養成階段幾乎全部接受日本教育的台灣知識階層全體，被迫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從最擅長的前殖民母國「國語」—日文（語）—環境中脫離，全面改用另一種國語—華文（語）。這個文化上的暴政，使整個世代的知識階層直接面臨表達工具不足的「失語」困境。即使華文能力足以因應的，大部分也在政治、文化上出現適應不良。
對於為數雖不多，但因與台灣有土親關係，而在國民政府接收初期角色關鍵的「半山」們來說，則是戰前心懷祖國，戰後回鄉發展，協助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一方面深知台灣，一方面瞭解中國，「半山」原本是溝通睽隔半世紀的中國政府與台灣人民的最佳橋樑，但因為不具有權力核心的決策、發言權，雖也有致力於經營新聞媒體，希望能扮演下情上達之良善溝通者角色的，但對於國府治台的各種建言，卻難免於被邊緣化的命運。
戰後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報業從業人員，則多半具黨政軍背景，對國民政府的向心力與忠誠度很高，除以黨政軍報紙為根據地，也再自創新報，以過去在中國大陸辦報的經驗試用於台灣。但也有少數例外，這些例外中最為人知的包括：辦《自由中國》雜誌因而繫獄的雷震；創立標榜「無黨無派」之《自立晚報》的李玉階；以及到1988年報禁解除前，雖然極力爭取，但都被國民政府禁止辦報的成舍我。
由於一開始當局對辦報管制寬鬆，加上登記辦報可獲當時市面上缺乏的配紙等物質誘因，一度吸引不少外省來台人士投入報業。1949年國民政府中央撤退來台，政府與政黨機關報挾壓倒性優勢，在往後10年間，成為台灣新聞媒體主流。
根據上述，依照「原生結構主義」立場，若從造成歷史經驗分殊的地緣關係來分類，可以分出台灣本地報人、半山報人、中國大陸來台報人三個類型。而在中國大陸來台報人中，則可再分出依附國民政府政策，及批判國民政府政策兩類。其中，批判國民政府政策的，個案雖明顯少於依附國民政府政策的，但這類個案卻不只一次出現與本地報人聯手合作，打破原始地緣界線的情形，對後來台灣的發展產生顯著影響。基於增加洞察力與分析有效性，研究者應無須受限於單一分類原則，而以擴大分析的有效性為前提，兼採不同原則來進行分類。也就是在考慮原始地緣關係的第一層分類原則下，對中國大陸來台報人，再納入對國民政府政策依附與否，作為第二層分類原則。
經過以上考量，本書挑選了吳濁流、李萬居分別代表台灣本地報人及半山報人群體；在中國大陸來台報人方面，則以曾虛白、雷震分別作為依附國民政府政策與批判國民政府政策兩類的代表。
這樣的分類，也並非試圖完成四種互斥的類別，而是為了有利於觀察不同的報人群體，如何代表其背後不同的知識階層「感知結構」，在戰後台灣報業的舞台上各自、同時也是共同的展現意志。這個不同「感知結構」並陳、交匯的盛大場景，隱約敘述著你我家族故事的共同背景，也記錄了戰後台灣社會獨特的歷史經驗。這些不同的「感知結構」，透過新聞媒體場域中的報業從業者，在戰後初期的台灣島內，經歷交會與分歧，產生或劇烈、或和緩的激盪與磨合。取得擅場的，在往後數十年，持續發揮強大影響力。敗下陣來的，或湮沒於歷史洪流，或隱遁逃逸，轉進文學創作或文化教育場域；或一度潛入地下、負隅頑抗，等待機會，再次崛起。
新書講座：
時間：2020年8月6日（週四）晚上7:30至9:00
地點：台北市中正區鎮江街3-1號 左轉有書x慕哲咖啡
主講：邱家宜（本書作者、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管仁健（文史工作者）
書名：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
作者：邱家宜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