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明（施朝暉，1918-）是台灣至今少數在世且經歷兩個世紀、不同殖民政權的左翼革命家。他出生於台灣士林、就學於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因為信仰馬克思主義，曾經前往上海擔任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情報人員，卻在戰後的華北地區見證土地改革、人民裁判的殘忍，才九死一生的回到台灣。因為見證台灣社會在 228 事件後的慘澹情況，他與同志們計畫刺殺蔣介石，卻從此流亡日本近四十年的歲月。在幾經波折的情況他以一間麵店——新珍味維持生計，並且在 1962 年出版第一本以台灣人立場書寫的台灣通史——《台灣人四百年史》。
不管是地下武裝行動或者是著述立書，史明將他生命的大半歲月奉獻給台灣，1993 年返回台灣以後他仍孜孜不倦、各地奔波，宣揚台灣民族主義與獨立建國的思想。他與同志們矗立於宣傳車上敲鑼擊鼓的畫面在今日台北街頭幾是奇景，卻也是台灣獨立運動左翼精神猶存的唯一證明。
傳統與現代的交會：父親與祖母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社會，存在著傳統、現代、殖民與本土的多種面向，史明於 1918 年誕生在台北士林的施家，父親林濟川原來是台中人，北上就讀國語學校後便定居台北，任職於板橋林家林熊徵的會社。林濟川在短暫前往中國後到日本明治大學商科專門部留學，期間參與了由台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因此在返回台灣以後便經常與林獻堂、蔣渭水、陳逢源等台灣民報、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關人士來往。
史明（中）與父母。 Photo Source: Wikimedia
因為父親的關係，史明自小就意識到殖民地社會的矛盾與衝突，逐漸產生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情緒。另一方面，雖然父親周遭的現代啟蒙思潮與母親鍾愛的漢學、詩詞、古文等格格不入，但是祖母在日常生活中所遵行的民間習俗、慶典祭儀，還是對他產生耳濡目染的影響。史明在剛出版的《史明回憶錄》中將士林（舊稱八芝林）的風土與台灣節慶的民情放在相當前面的段落，至今亦特別強調冬至搓湯圓與尾牙包潤餅等習俗，就可以理解為何史明其人在行動與思想上存在「傳統」、「現代」兩面向的主要原因。
殖民地人民的宿命：曲折的反抗與自我的覺醒
或許是因為作為一位被殖民者的關係，史明反抗精神的萌芽過程是曲折而蜿蜒的，他在就讀台北一中四年級（當時高中學制為五年畢業）時一方面感受到殖民地社會的苦悶氣氛，再加上青少年時期的鬱結難解（不願意隨母親的意願報考醫科），於是選擇逃家到東京補習、報考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科，希望可以透過政治、經濟了解殖民地台灣的艱困處境。
大學期間留學日本的史明。Photo Source: Wikimedia
大學期間史明更進一步接觸了來自歐洲、美國的現代文明與啟蒙思想，除此之外，他也捲入了二十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鬥爭的潮流。因為參與了由中共黨員所組成的秘密讀書會，深深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導致他在大學畢業以後決定前往中國，在二次大戰期間，他表面上任職於汪精衛政權，實際上卻是來往蘇州、上海兩地套取日本軍隊情報、並傳遞給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情報人員（並非中共黨員）。
大戰結束，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史明卻覺得若有所失，失去心靈的依靠，陷入認同危機的他有別於當時在中國的台灣人歸心似箭，史明與女友平賀協子卻反而決定前往中共解放區，想要一窺馬克思主義實現後的「理想世界」。只是，史明在見到解放區土地改革、人民裁判的慘況以後大受打擊，倉皇的與平賀協子逃回台灣——這次的經歷讓史明不再將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中共畫上等號，同時在回到台灣以後見到歷經 228 事件、清鄉綏靖後的台灣社會慘況，興起了書寫台灣歷史與刺殺蔣介石的念頭。
不管是史明自己或者是曹永和先生的口述，都證明了當時的他已經興起了閱讀、理解甚至於書寫台灣歷史的念頭。然而，蔣介石及其政權終究才是台灣人民的心頭大患，筆桿與槍桿，史明終究選擇了以後者為先，從此追求理想不回頭。
邊陲的先知：台灣獨立運動的非主流人物
史明的覺醒過程存在著選擇與棄卻兩個面向：首先，選擇革命之路必然得拋棄家庭；再者是，在自我追尋、決定成為台灣人的過程當中，史明意識到「中國」（不管是中共或者國民黨的版本）的虛假。於是，當史明於 1952 年逃亡至日本、與平賀協子開始擺路邊攤，並在東京池袋開設「新珍味」餐館以後，他的覺醒過程開始在一連串的行動中彼此辯證，終至成為了他與許多台灣人的共同志業——台灣獨立，起造國家。
Photo Source: Wikimedia
史明白天賣大滷麵、下餃子，晚上翻書、查資料寫《台灣人四百年史》，他與開啟日本台灣獨立運動的廖文毅、簡文介等人或有來往，也曾經一度與王育德、黃昭堂、許世楷等台灣青年社的成員過從甚密，但他終究更醉心於秘密的地下工作組織，以不排斥武裝的方式對島內進行騷擾，編寫獨立台灣會的機關誌《獨立台灣》。
這個選擇使得史明與他在 1967 年成立的「獨立臺灣會」始終不在台獨運動的主流位置，再加上，1970 年代以後美國台獨運動的逐漸興起，更使得他逐漸由運動的第一線參與者，轉型成為思想啟蒙的先行者角色。
筆與劍：思想與行動並進的革命者
知行合一是史明與早期台灣獨立運動參與者的共同特色，1962 年他以化名「史明」（後來這幾乎成為了他真正的姓名）出版了以台灣人立場來書寫的第一本台灣通史《台灣人四百年史》，並且在五十年間幾次增補、修訂與譯寫成為一本厚達千頁的「鉅著」。
但是他不只是一位歷史學家，更是一位思想涉及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與西方哲學的思想家。所以史明在 2016 年甫出版的《史明回憶錄》中才會將《台灣人四百年史》（1980）後半部對中國共產黨的描述，《西洋哲學序說》（2003）、《民主主義》（2007）、《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1992）、《台灣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1993）的內容都安插進各個章節，儘管這樣的編排方式勢必影響閱讀，但是對於終生抱持著左翼精神的史明來說，與其讓讀者認識他的一生，更希望他的理想與思想脈絡可以被理解、被追隨。
《史明回憶錄》新書發表會。Photo Source: 黃謙賢
更何況，史明對自己的定位絕非象牙塔內的學究。1975 年以前的武裝鬥爭，幾次透過秘密途徑來回往返於台灣、日本的傳奇故事，在在使人讚嘆他劍及履及的執行力，以及勇往直前的行動力。縱使 1975 年後史明改變了組織的行動方針，卻未曾改變他寄望聯合陣線、世代合作的戰略思考。1980 年開始史明經常到美國拜訪同鄉會、學生會，用他自己的知識與方式啟迪許多剛到自由世界、眼界乍開的台灣學生，他這十年的旅程宛如播種，一寸一分地在異國種下屬於福爾摩沙的種苗，轉眼綠樹成蔭。
歲有榮枯，以身證道
史明從 1993 年潛回台灣以降歷經據點從高雄遷移至台北、最後落腳在新莊的變動，始終堅持體制外革命的運動路線，維持他一貫台灣獨立、勞苦大眾出頭天的獨左立場。縱使體制內的改革路線多次向他招手，史明仍然以他自己的方式啟迪大眾，用戰車（宣傳車）的鑼鼓聲實踐他作為台灣人的一份責任。
史明出席論壇活動。Photo Source: 蔡椏雯
值得注意的是，縱然史明從未改變自己體制外革命的立場，但是他幾乎很少公開批評體制內改革路線的同志。對他來說，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革命並非兩條平行線，而是必須相輔相成，彼此合作才有可能實現台灣獨立的夢想，不管這條路至今是否看得到盡頭？我們必須理解的是——終生不改其志的人早已跳脫成敗——縱使歲有榮枯，業已以身證道。
封面圖片來源：廖啟淳
作者：藍士博
本文轉載自：破土 NewBl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