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始于周公，而成于孔孟。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卻並不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孔子和孟子都不招人待見。與法家相比，他們推銷的貨色顯然不對諸侯們的胃口。無疑，「仁義」這種產品在當時沒有多大的「市場需求」，所以縱使孔孟之徒是當時最頂尖的行銷高手，也無法出手，只好爛在自己的肚子裡。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各種原創思想的大爆發期，也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從封建制轉向郡縣制的過渡期。自此以後，基本上，中國就再也沒有產生原創性的思想了。那麼，為什麼中國會從封建制轉向郡縣制呢？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先對中國人的政治理念有所認識。就我看來，中國人的政治理念至今還停留在猴子的水準之上。當然中國人的政治技巧和手段要比猴子豐富得多。對於從古至今千千萬萬的中國人而言，金字塔似的權力結構才是唯一穩定的政治結構。中國的歷史不過就是不斷重複著這個故事：努力建造一個金字塔似的權力結構而且越造越大，垮了重造，樂此不疲。
認識了這一點，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國會從封建制轉向郡縣制了，那只不過是某些條件發生變化後而中國人的政治理念沒變的一個必然結果。分封制是適應地多人少的一種政治結構。作為周天子，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他要直接管理所轄的領土顯然有些力不從心。因而將其領地分封給諸侯管理，而諸侯尊其為共主並上貢就是一個合適的選擇。諸侯又再分封下去。這樣就形成了家、邑、國和天下的層級結構。在地多人少的情況下，這個結構是穩定的。但當生產發展了，人口增多了後，就變得不穩定了。打個比喻，最小的政治共同體——大夫的家，就好比一群猴子，有自己的猴王和等級森嚴的組織結構。當猴群隔得遠時，各自為政，相安無事。而當相鄰的猴群擴大而有密切的接觸後，麻煩就來了，所謂一山不容二猴。它們之間不可能協商對話而相安無事，必須通過打鬥實現統一並只立一個猴王。如果不這樣，便會有無休止的打鬥。在這種情況下，統一是避免打鬥的唯一辦法。就這樣，各自為政的猴群便在各個層次開始相互打鬥直到嬴政這只「猴子」成了大一統猴群的頭領。法家認識到了這一歷史進程，並積極地加以推動；而儒家呢則昧於大勢，老是想著要維持過去的「禮樂」制度。因而在中國的這一歷史進程中，法家強化中央集權的思想取得了勝利。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有些出乎意料。法家思想在成功地推進和實現中央集權後，就迅速地喪失了主導地位。秦的暴虐使之迅速滅亡，但它留下了一個政治遺產——郡縣制。漢採用了它，就是蕭何在咸陽的宮中收集的那些東東。可能由於控制力的不足，又同時輔之於分封制。但漢在初期的主導思想採用了黃老之學，而擯棄了法家思想，主張讓國民休養生息。到了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和用舉國之力抗擊匈奴，又擯棄黃老之學而採用儒家思想。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在於儒家思想並不反對中央集權，儒家也是強調等級制的，只不過孔子反對「犯上作亂」，想要維護等級制度一成不變。一旦新的等級制度建立，我想他也是樂觀其成的。法家與儒家的對立主要表現在是以「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上。對於權力的集中，法家的主張最強烈，其次是儒家，再其次是黃老之學。我猜度如果可能的話，法家甚至打算摧毀家族這一社會結構和家庭這一社會「細胞」。可能古希臘斯巴達人的制度最對法家的胃口。個人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只需要知道國家就行了。
順便說一下，法家多半很變態。比如說，法家的代表人物吳起，為了得到魯國國君的信任，竟把是齊國人的老婆給殺了。他還去吮吸士兵腳上的膿疽，這件事傳到這個士兵的母親那裡，這個老母不簡單，一眼就看穿了吳起的險惡用心，就對旁人說，我兒命休矣，吳將軍太險毒了，這分明是要我兒的命呀。但吳起政治合格，作風過硬，大義滅親，身先士卒，絕對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指戰員。
對於儒生們來說，法家打造的郡縣制這一巨大的軀殼好像給他們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而皇帝也發現，由儒家的「仁義」和「忠孝」思想來填充這個軀殼，對他們的統治更有利。這樣一來，由儒家思想來主導法家打造的郡縣制就綿延了兩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的爆發。
郡縣制的傳統社會，我們可以這樣來認識它。它有兩個政治結構和三種基本的政治力量。一個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家族，一個是以皇權為最高權力的官僚體系。皇權通過郡縣的行政體系而到達縣；在縣以下鄉村，則主要由宗法權力來支配。三種基本的政治力量則是民眾、社會精英(稱之為讀書人，當然主要讀的是儒家的書)和皇權。與分封制相比，郡縣制的權力顯然更為集中，分封制下的「國和家」都不存在了，只存在「天下」和「家族」兩個政治領域。國民受到兩個政治權力的管轄，而讀書人進則成為官僚體系的一分子，退則棲身于宗法家族之內，成為溝通和調和兩個政治結構的橋樑。儒家思想對傳統社會的穩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得國民都認同這一社會結構而避免陷入頻繁的動亂，從而提供了可以持續的社會秩序和生活方式，使得中國人得以「安身立命」。
儒家認為人性本善，相信通過修為，人的道德水準能夠得到提高而能自覺地約束自己的行為，而合乎社會的要求。儒家提倡「忠孝」，「忠孝」是個人容身于郡縣制和宗法制中的人生理由，也是傳統社會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忠」和「孝」的關係是這樣的：對於個體生命來說，首先要做到孝。孝是忠的初級階段、成長階段和試金石。一個人不能盡孝，那肯定不能盡忠。當一個人由盡孝發展到盡忠，盡忠就超越了盡孝。但又不是完全替代。傳統社會中，朝廷官員的「丁憂」制度就是盡忠前提下盡孝的一種表現形式。
毫無疑問，儒家思想在傳統社會中的積極作用應該得到肯定，雖然我們今天看來它有重大的缺陷，但在當時沒有一個更好的思想體系的情況下，它是最好的選擇。法家和黃老之學不行，釋家和道家都是出世的，更無法承擔。儒家思想使得中國文化發展到了一個高度，在其資訊傳送和接受的最大距離範圍內，沒有超出它的其他文化類型。在遭遇到西方文化之前，它只面臨過一次重大的文化挑戰，那就是晉朝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廣泛傳播。但儒家思想成功地內化了佛家思想，使後者逐漸變異，達到了兩者的互補而不是對立。因而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文化也成了相鄰國家和民族的學習對象。乃至漢族被外族征服後，這種文化仍然被採用而延續下去。
我們現在看來，儒家思想有些什麼重大缺陷呢？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儒家思想扼殺了個體生命的自由和創造力。首先，儒家思想在「忠孝」和其他的人倫關係之外，並沒有給個人提供一個獨立的價值。個人的價值只存在於一系列的人倫關係之中。在儒家那裡，脫離這些關係，個人是毫無價值的。其次，儒家思想是一種保守的思想體系，它維護等級，強調穩定，不鼓勵各種形式的創新，不鼓勵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探索。第三，它維繫下的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使得中國人喪失了自治和自我組織的能力。這使得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有時竟不堪一擊；第四，儒家思想雖然能維繫傳統社會一時的秩序和穩定，但卻不能避免傳統社會週期性的動盪與動亂。因為儒家一廂情願的道德訴求並不能遏制集權體系對民眾的殘酷剝奪。傳統社會周而復始的規律表現為初生政權的清明，然後走向腐敗與暴虐，然後走向滅亡，然後又以儒家思想為依據來重建。當西方文化隨著強大的實力迎面壓來的時候，儒家思想主導下的中國社會，無論是從實力上，從組織上，還是文化上都無法戰勝和抗拒。
許多人現在還有這樣一個疑問，那就是為何中國數億之眾卻不能擊退西方幾千人的軍隊，而且他們勞師遠征，縱然他們船堅炮利。再說我們後來不是也有槍炮了嗎，怎麼還繼續受欺負呢？道理很簡單，關鍵是，在長期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下，民眾早已喪失了自我組織的能力，他們必須通過最高權力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當朝政腐敗行將就木走到週期的盡頭，組織動員能力衰退之時，面對外敵的入侵，再多的民眾也只是赤裸的羔羊，只得任由宰割。清之於明如此，洋人之於清是如此，日軍之於前朝也是如此。另外一個例證是，一般來說，南方民眾對外敵的反抗更強烈些，比如說「三元里抗英」，嘉定民眾對清軍的殊死抵抗，因為南方民眾的「王化」時間要短些。我們假設一下，如果英軍或八國聯軍換成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來侵擾中原，就很有可能打不贏「七國聯盟」，因為天下再怎麼亂，各諸侯國還是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的，只要他們聯合起來，八國聯軍未必是對手。
面對不斷的打擊和欺侮，中國的知識份子開始反思了。到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普遍認為，儒家思想和傳統的思想資源是不能應對中國的局勢了。於是宣導起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而批判傳統文化，想借此重振中國社會，強國富民。由於傳統社會的主導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就首當其衝遭到猛批。提出了 「打倒孔家店」、「三綱五常」等口號。平心而論，儒家有些冤，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病是不能全算在儒家思想身上的，更應該算在法家身上。但「五四」不怎麼顯明地提倡「自由」這一政治理念和不批比儒家更推崇集權政治的法家是有原因的。在西方列強的欺侮下，中國人壓到一切的願望就是強大國家而免於外國人的欺淩，哪怕換來的是被同胞欺負也不要外國人的欺負，哪怕是被國人強姦也要免於被外國人強姦。所以，我們看到，即使租界的司法審判比清朝衙門的審判制度更先進，我們也感覺很不爽。而法家呢？它的主張它的目標，就是強國，主張通過加強中央集權來強國。法家唯一的目標就是強國，民眾甚至君王都是不重要的，都是手段。而儒家呢，雖然也承認和維繫等級制度，但並不怎麼強調強國，只要恪守本分安定團結就好，君以民為貴，民以忠孝為本。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一定隱隱覺得不能批法家，批了法家就等於否定了強國。
那麼如何才能強國而實現國家的完全獨立呢？科學和民主能走得通嗎？提倡個人解放和個人自由走得通嗎？或者說在短時間內能實現嗎？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在政治領袖、社會精英和廣大民眾的相互作用下，中國最終通過選擇以馬克思主義這一外來思想與中國法家的集權主義政治傳統相結合的方法，採用新的政黨組織手段，調動動員和組織起了知識份子和廣大民眾，通過艱苦卓絕的鬥爭，最終實現了國家的完全獨立，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統的和更加集權的政治制度。它既與傳統社會有一脈相承的「血緣關係」，又加入許多新的元素。
那麼，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和傳統社會有些什麼區別呢？相應的儒家思想的命運又是如何呢？好多人還沒有認識到這一事實，就是與傳統社會相比，中國人的個人自由實際上更少了。前中國社會，宗法家族制度是被摧毀了，個人也從「父權」下解放出來了，女人也從「夫權」下解放出來了，這是「五四」最大的政治成果。但是個人從宗法家族和「父權」下獲得的權利，並沒有歸個人所有，而是歸了國家了，歸了「組織」了。換句話說，在傳統社會下，存在著「父權」、「夫權」和「君權」，而在前中國社會，就只存在著「君權」，只不過它是以「國家」和「組織」的形式存在。形式雖然變了，但實質並沒有改變。一個例證就是婚姻的權利，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變成了「組織決定」。後來鬆動了那也要單位同意。也許這是爭取國家獨立的必需，為了應對強大的西方勢力，中國需要更多的權力集中，使得個人完全投身於贏得國家獨立的鬥爭中去。所謂「舍小家，顧大家」。在這裡，相應地儒家思想的「孝」完全沒有了立身之地，儒家調節人際交往的道德準則也沒有了立身之地，什麼「親情、氣節、信義」等都沒有存在的必要，只要有「國家大義」和「民族大義」就夠了。「大義滅親」、「出賣朋友」、「檢舉揭發」、「以廠為家」成了通行的準則。這在「文化大革命」中到達了極致。
但另一方面，儒家的「忠君」思想得到了保留和強化，只不過「忠君」換成了「忠於人民，忠於國家，忠於黨」。因為它與集權制度是相容，對集權體制是有利的。有句話，說對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結果下來呢，是適得其反。前中國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集權化程度最高，最高權力延伸至生產大隊和街道委員會，政治權力和思想權威相統一，有著控制嚴密遍佈社會政黨的組織系統，有著可供利用的現代化交通和通信手段，歷代歷朝，無可匹敵。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國民個人的權利逐漸增多，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雖然中國的人權狀況還遠遠不夠，但確實在逐步改善。但是中國人個人權利的增多只是表現在「消極的權利」方面，也就是保障國民免于受到政府權力侵害的個人權利方面。比如說，婚姻自由，遷徙自由、擇業自由等方面，但在「積極的個人權利」方面，也就是政治權利方面並沒有實質性的進展。這是當今中國社會亂象叢生的總根源。只有當公民獲得了完全的個人權利和自由，特別是政治權利，才有可能消除這些亂象。
歷史已經證明，想用儒家思想來拯救中國、消除這些亂像是不可能的。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堅定不移地走向自由和民主，讓自由民主成為國民的共識，不僅只是知識份子頭腦中的觀念，而要成為國民的一種習慣，一種生活方式。蔣慶之流想重新用儒家思想來主導中國的未來是死路一條，也不會有市場。只用中國來解釋中國是不夠的，必須將中國置身于世界文明發展之中，中國不能長期抵抗和變相的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而自絕于先進的文化。但儒家思想仍然應該在中國未來自由民主的政治框架內有一席之地。那是中國人區別于其他國家和民族一個最顯明的文化特徵。我們應當恢復和調整儒家的人倫思想，使之適應現代社會。我們當然不宣導那種「父權」前提下的「孝」，但我們需要個體具有平等權利下的「孝」，我們需要更加濃郁的親情。「仁義禮智信」在現代社會中也能發揮積極的作用。我們應當拋棄法家和儒家的集權政治文化，拋棄儒家要求個人對國家無條件盡忠的思想，而代之于自由與民主的思想。這才是儒家思想在現代中國社會的歸宿。
2006年9月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