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話，孔子比較了儒家和法家兩種統治手段的優劣。當然是貶法贊儒。
孔子認為法家的手法簡單粗暴、不怎麼高明。靠嚴峻的政令來規範民眾，靠嚴酷的刑法來規整民眾。民眾就會想方設法免於懲罰而撈好處，鑽法律的空子，而沒有羞恥之心。遵紀守法靠的是外部約束而不是自律。
相比之下，儒家的手法就溫情脈脈，高明得多。從人們的思想入手。用道德教化來引導民眾，用禮儀養成修齊民眾。民眾就會萌生羞恥之心，而自覺自願地遵規守矩。
法家的方法有些像訓老虎之類的猛獸。不聽話就用電棒電，達到訓練要求後就餵食給予獎賞。久而久之，就形成條件反射。但猛獸畢竟野性不能全消，也會有失控的時候。
儒家的方法則比較像養牲畜。給基本的吃喝，悉心的照料，對趕路勞作，進出圈門和圈內歇息從小就開始訓練。
曾子則認為，對民眾用刑要抱有同情心。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張第十九）。
陽膚是曾子弟子，被孟氏任命為士師，就是掌管刑律的典獄官。上任前去請教于曾子。曾子就告誡他說，『上面的統治者喪失仁道，致使民眾道德渙散很久了。如果查明案情，則當同情他們，不要光顧著高興自己增添了政績。』
曾子之意，民眾觸犯刑律與統治者失道有關。一味地靠事後的處罰作用不大。關鍵在於統治者以身作則。而對民眾因生活所迫而觸犯刑律，應抱以同情，酌情從輕發落。不要為自己的政績從嚴處罰和沾沾自喜。
春秋戰國時期，儒法這對冤家都積極為諸侯獻計獻策，主張又大異其趣，因而爭得很厲害。孔子貶法家還算比較委婉。而法家對儒家卻一點不客氣，不留情面。商鞅在《商君書•靳令》中說，『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把儒家的主要主張稱為『六虱』，非常不堪。韓非子也猛烈攻擊儒家，『儒以文亂法』。
但法家大行其道，最終勝出。秦國率先採用商鞅的主張，嚴峻法令，強國強軍。其它國家陸續跟進。但最終秦國吞併六國，一統天下。儒家沒有認清統一的歷史大勢，老是想著克己復禮，反對打破既有的等級制度。生產力發展了，人口增加了，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歸一的政治理念作用下，各國不可能相安無事，只有通過不斷的戰爭來達成統一，進入穩定狀態。儒家『仁義禮信』的『王道政治』根本沒有市場，而法家『強國強軍』的『霸道政治』則大受諸侯歡迎。
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有些出乎意料。秦的暴虐使之迅速滅亡，法家也隨之喪失了主導地位。但法家郡縣制的政治遺產，卻被漢朝繼承。漢朝初期尊奉『黃老之術』，予以百姓休養生息。但到了漢武帝卻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得以鹹魚翻身，從此成為歷代王朝尊奉的統治思想。
為什麼儒家思想能反敗為勝呢？原因在於天下一統後，朝廷的重心轉向對內的統治而非對外的征戰。當然，把老百姓當牲畜養要比當猛獸養要穩妥。猛獸野性難泯，一失控就難以收拾。猛獸打仗可以，耕田出肉就比不過牛羊。但遇有外強侵襲，再多的牛羊也無濟於事，會被數量少得多的卻如虎似狼的遊牧民族所征服。
但法家的手段也不是一點不用。一則皇帝哪有那麼多仁愛之心。牛羊多了，也就不在乎它們的死活了。二則，老百姓雖然大多乖順，但總會有些刁民。或者老百姓被逼急了，也會掙扎折騰。這就需要用上法家的霹靂手段。
漢武帝之後的歷朝歷代，都是王霸間用，以儒為主，以法為輔；以儒為基本手段，以法為最後手段。此僅手段而言，更重要的是，儒家理論為皇權專制提供的合法性解釋更有說服力，統治成本更低。曾子所著《孝經》引用孔子的話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孔子說，『仁者，愛人』，認為統治者能做到愛護和體恤百姓。子思所著《中庸》中說，『子，庶民也』，宣揚統治者能愛民如子。從兩方面說服百姓自覺自願服從君王的統治。董仲舒則提出『天人合一』學說，宣稱君王的統治授命於天，進一步加強了君王統治的合法性。而法家理論不重視君王統治的合法性，主要靠懲獎手段來讓百姓服從君王的統治，統治成本高，難以長久支撐其所打造的郡縣制。反而是儒家理論支撐起郡縣制，以免于秦初建時的迅速崩塌。
2017年5月25日
